康保裔是洛阳人，出生将门，祖父、父亲都战死沙场，但他的结局却成了一个历史谜案。
康保裔是宋初名将，战功卓著。《宋史·忠义传》说他于咸平年间在与辽军决战中以身殉国，此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诸史中均言之凿凿。然而《宋史·路振传》却说他于咸平中被契丹军俘获，《辽史·圣宗纪》中也有辽军擒俘康保裔的记载。总之，有关记载矛盾百出，不知孰是。
康保裔为河南洛阳人，谨厚好礼，善于骑射，飞弋引矢，百发百中。父亲康再遇，后周时任龙捷指挥使，随赵匡胤出征而战殁。保裔在后周为将也屡立战功，后继父官职，在石守信麾下，率军破泽州、攻广阳。宋太祖开宝年间，从众将于石岭关败契丹军，迁龙卫指挥使，领登州刺史。太宗端拱初(988)，徙定州、天雄军驻泊部署，又迁高阳关副都部署，加侍卫马军都虞侯，领凉州观察使。身经百战，身披七十多处创伤。真宗即位，委以要职，任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军，后复任高阳关都部署，为边关大将。
咸平三年(1000)，契丹兵大举南下，与宋军诸将战于河间一带。诸将向高阳关求援，康保裔挑选精锐部队，前往会战。康保裔率军到达前线，天色已暮，便与诸将约定次日清晨合师与敌决战。契丹连夜调兵遣将，布下重重包围。天色渐明，探子来报，敌军步阵严密，人数众多，而友军并没有到达。左右见形势不利，都劝康保裔易甲换装，带部分人员飞马突围。保裔却坚决予以拒绝：“临难不求苟免，今天是我战死之日矣。”于是决意死战。一连两天的厮杀，双方伤亡惨重，土地都被战马践踏得陷深一尺。宋军救兵不至，终寡不敌众，弹尽矢绝，康保裔战死疆场。
消息传来，朝廷为之震悼，两天不行朝会，以示哀荣。真宗下诏：追赠侍中，赐白金五千两，恩加诸子官职，遣使慰问其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封为陈国太夫人，追封其妻为河东郡夫人。由于康保裔的忠勇精神和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史官们将他列于《宋史·忠义传》的卷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陆游《老学庵笔记》等史籍笔记对此事也有详尽描述，究其史源，应都出自《真宗实录》。
然而，《辽史·圣宗纪》载：“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保)裔，获兵杖器甲无算。”如果说《辽史》有可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在战事的叙述中故意贬低宋军，歪曲史实的话，那么，《宋史·路振传》亦载：“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将王荣以五千骑追之。”这里不但说康保裔被契丹俘获，且真宗也知道此事，并曾派军队去追击。《宋史》中自己的一事二说，就足以使人产生疑问：康保裔究竟是战死疆场，还是被敌所俘?对此问题锲而不舍的学者，又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发现“康被擒，王师未有胜捷”等记载，似乎进一步找到了康保裔是被敌人俘获的蛛丝马迹。
《宋史·夏守赟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康保裔与贼战，没，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密诏(夏)守赟往察之。守赟变服入营中，廉问得状，还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其中“部曲畏诛”很值得玩味：如果按上述记载，说康保裔挑选精锐去会战，由于寡不敌众，战场上殉国的话，那么没有挑选上的“部曲”为什么要“畏诛”呢?康保裔战死不应该由留在高阳关的“部曲”承担责任，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康保裔如果降敌，反倒与这些部曲会有一定牵连，因为主将降敌，其部曲也会受到一定的猜疑。这样，“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就非常奇怪了：这些部曲为什么给自己下索套。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异”中有一段记载或能令人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夏守赟传云：守赟还，言保裔因送客，猝与敌遇，援兵不至，遂死。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就是说，康保裔只是偶然出关送客遇敌而战死。其中“援兵不至”，那就是高阳关中部曲们的责任了，主将在关外遇敌，部众居然不出援救。如果说是保裔投敌而去，那么这些部曲自然就没有责任，他们不跟主人投敌，似乎对大宋还是有功之臣。前引《宋史·路振传》说：“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也与此事背景暗中相合。
这样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就是说连康保裔是如何失踪的都存在两种说法：是在河间战场，还是在高阳关外送客?此后才是战死，还是投敌?在事情还如此不确切的情况下，朝廷对待此丧事为何会这样隆重?其一连串的赠官与赏赐，难道都建筑在捕风捉影之上吗?
有学者指出，宋在对辽战争中节节败退，丧权辱国，是宋真宗及其大臣们感到十分丢脸的事，为了掩盖宋军惨痛的败绩，摆脱大将投敌的难堪，朝廷便竭力把康保裔装扮成忠义之士，再对有关战事忠勇壮烈之场景进行加工与渲染，以掩人耳目，实是打肿脸充胖子，以致造成有关之记载矛盾百出，扑朔迷离。
宋以后的史家也注意到了这些疑点，如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就认定是康保裔投敌。当然，这一认定也由于缺乏足够的史证而显得有点勉强，所以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宋初名将康保裔的结局，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只有等待新的史料的发现。（本文转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