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康保裔结局之谜:康保裔以身殉国还是投敌了

  康保裔是洛阳人,出生将门,祖父、父亲都战死沙场,但他的结局却成了一个历史谜案。

  康保裔是宋初名将,战功卓著。《宋史·忠义传》说他于咸平年间在与辽军决战中以身殉国,此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诸史中均言之凿凿。然而《宋史·路振传》却说他于咸平中被契丹军俘获,《辽史·圣宗纪》中也有辽军擒俘康保裔的记载。总之,有关记载矛盾百出,不知孰是。

  康保裔为河南洛阳人,谨厚好礼,善于骑射,飞弋引矢,百发百中。父亲康再遇,后周时任龙捷指挥使,随赵匡胤出征而战殁。保裔在后周为将也屡立战功,后继父官职,在石守信麾下,率军破泽州、攻广阳。宋太祖开宝年间,从众将于石岭关败契丹军,迁龙卫指挥使,领登州刺史。太宗端拱初(988),徙定州、天雄军驻泊部署,又迁高阳关副都部署,加侍卫马军都虞侯,领凉州观察使。身经百战,身披七十多处创伤。真宗即位,委以要职,任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军,后复任高阳关都部署,为边关大将。

  咸平三年(1000),契丹兵大举南下,与宋军诸将战于河间一带。诸将向高阳关求援,康保裔挑选精锐部队,前往会战。康保裔率军到达前线,天色已暮,便与诸将约定次日清晨合师与敌决战。契丹连夜调兵遣将,布下重重包围。天色渐明,探子来报,敌军步阵严密,人数众多,而友军并没有到达。左右见形势不利,都劝康保裔易甲换装,带部分人员飞马突围。保裔却坚决予以拒绝:“临难不求苟免,今天是我战死之日矣。”于是决意死战。一连两天的厮杀,双方伤亡惨重,土地都被战马践踏得陷深一尺。宋军救兵不至,终寡不敌众,弹尽矢绝,康保裔战死疆场。

  消息传来,朝廷为之震悼,两天不行朝会,以示哀荣。真宗下诏:追赠侍中,赐白金五千两,恩加诸子官职,遣使慰问其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封为陈国太夫人,追封其妻为河东郡夫人。由于康保裔的忠勇精神和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史官们将他列于《宋史·忠义传》的卷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陆游《老学庵笔记》等史籍笔记对此事也有详尽描述,究其史源,应都出自《真宗实录》。

  然而,《辽史·圣宗纪》载:“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保)裔,获兵杖器甲无算。”如果说《辽史》有可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在战事的叙述中故意贬低宋军,歪曲史实的话,那么,《宋史·路振传》亦载:“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将王荣以五千骑追之。”这里不但说康保裔被契丹俘获,且真宗也知道此事,并曾派军队去追击。《宋史》中自己的一事二说,就足以使人产生疑问:康保裔究竟是战死疆场,还是被敌所俘?对此问题锲而不舍的学者,又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发现“康被擒,王师未有胜捷”等记载,似乎进一步找到了康保裔是被敌人俘获的蛛丝马迹。

  《宋史·夏守赟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康保裔与贼战,没,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密诏(夏)守赟往察之。守赟变服入营中,廉问得状,还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其中“部曲畏诛”很值得玩味:如果按上述记载,说康保裔挑选精锐去会战,由于寡不敌众,战场上殉国的话,那么没有挑选上的“部曲”为什么要“畏诛”呢?康保裔战死不应该由留在高阳关的“部曲”承担责任,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康保裔如果降敌,反倒与这些部曲会有一定牵连,因为主将降敌,其部曲也会受到一定的猜疑。这样,“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就非常奇怪了:这些部曲为什么给自己下索套。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异”中有一段记载或能令人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夏守赟传云:守赟还,言保裔因送客,猝与敌遇,援兵不至,遂死。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就是说,康保裔只是偶然出关送客遇敌而战死。其中“援兵不至”,那就是高阳关中部曲们的责任了,主将在关外遇敌,部众居然不出援救。如果说是保裔投敌而去,那么这些部曲自然就没有责任,他们不跟主人投敌,似乎对大宋还是有功之臣。前引《宋史·路振传》说:“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也与此事背景暗中相合。

  这样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就是说连康保裔是如何失踪的都存在两种说法:是在河间战场,还是在高阳关外送客?此后才是战死,还是投敌?在事情还如此不确切的情况下,朝廷对待此丧事为何会这样隆重?其一连串的赠官与赏赐,难道都建筑在捕风捉影之上吗?

  有学者指出,宋在对辽战争中节节败退,丧权辱国,是宋真宗及其大臣们感到十分丢脸的事,为了掩盖宋军惨痛的败绩,摆脱大将投敌的难堪,朝廷便竭力把康保裔装扮成忠义之士,再对有关战事忠勇壮烈之场景进行加工与渲染,以掩人耳目,实是打肿脸充胖子,以致造成有关之记载矛盾百出,扑朔迷离。

  宋以后的史家也注意到了这些疑点,如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就认定是康保裔投敌。当然,这一认定也由于缺乏足够的史证而显得有点勉强,所以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宋初名将康保裔的结局,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只有等待新的史料的发现。(本文转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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