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司马光被一些人称为忠臣，他主张保守传统，反对变革。而王安石则被一些人视为奸臣，他倡导变法创新，试图改革现有体制。两人的政治立场截然相反，常常引发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他们的故事反映了古代政治斗争中忠臣与奸臣的两种不同立场和选择。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出身与社会地位司马光，王安石都是北宋仁宗年间出生，同是进士，都算三朝元老。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官宦世家。7岁能背诵《左氏春秋》并且理解之，记忆力惊人，宋朝科举很严格累死读书人，除了正规考试外，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的文章里任意挑一篇让考生默写，这就司马光有很大优势，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19岁的司马光进士及第，足以说明他的才华。同样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1021年生于江西大户人家，庆历二年（1042年）。21岁的王安石进士及第，比司马光晚四年。由此判断王安石的才华不比司马光差。都是文学家，历史介绍都是政治家，（本人理解王安石可以说是政治家，司马光是政客）。最后两人做官都累迁至宰相，位极人臣。
政见不同，王安石早就向仁宗上书改革，不准。司马光为谏议大夫，就是看见谁不顺眼向皇上吵吵的官。司马光表面温文谦让，刚正不阿，做事认真，刻苦勤奋，表现足够高的修养。所以身边聚集有一大群社会有名望有知识的人，比如人们熟悉的欧阳修等等。被后世称为“旧党”
王安石执拗，固执，不受威胁利诱。当时人对他褒贬不一。赞成者称“品德高尚，坚持理想”，反对者称“不近人情，污蔑传统”王安石启用的是新人，后世称之为“新党”，新人里面大部分个人品德有问题，出了祸国殃民的大奸臣，比如蔡京，常常游走于奸臣的边缘。
宋英宗死后，宋神宗接位，户部主管拿着账本子给宋神宗看，咱家没钱，埋你爸就简单点，不用什么响班了，和尚道人了，买一付薄皮棺材埋了吧。宋神宗这时候感觉到了危机的边缘，下决心整治国家，问臣子们该怎么办？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主张都是搞钱花吧。但是司马光是主张省钱的办法，王安石主张到外面去搞，，用书面用语就是，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神宗说，那你们二人一起去搞，我支持，司马光说让介甫兄去搞，我有任务要编书书去，因为英宗年就开始，司马光要把横着的记载的历史改成竖着记载的历史（纪传体改编年体《资治通鉴》）。
于是搞钱的事就放在王安石一个人身上，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着手从地方到军事开始一系列的变革，一部分和司马光主张有点雷同～省钱，绝大部分是搞钱，其实仔细看王安石变法只是富国，不强民，让老百姓负担更重，就像现在民间借贷和信用卡似的，不还个人之间的借款是民事，不还信用卡就成了刑事了。就是国家的钱是钱，老百姓钱不是钱。司马光派看到老百姓底反应强烈，就发声反对。
看看这两家首发阵容
司马光派：司马光，韩琦，富弼，吕晦，曾公亮，文彦搏，范缜，孙觉，李策，刘恕，吕公著，王安国，王安礼（王安石两位弟弟），黄庭坚，秦观，李常，欧阳修，程颢。都是政府大咖，社会贤达，文人名流。
王安石派，王安石，神宗，曾布，吕惠卿，李定，邓绍，舒曼，蔡卞，蔡京。其余就是王安石两儿子和女婿。因为中间有重量级人物“神宗”，所以一开始算是旗鼓相当。
司马光派攻击王安石派首先是枪手吕晦打先锋。上书说王安石“执邪见，不通物情，天下必受其害”，神宗怒，罢其官。韩琦，曾公亮因此告老还乡，范缜辞官不做，欧阳修隐退山林。《青苗法》颁布，司马光亲自披挂上阵，原来司马光还劝告大家不要过激，这会也坐不住了，原来苏轼弟兄，李常，程颢还在王安石一边，《青苗法》出来之后也倒向司马光一派，并且言辞激烈。司马光开始和王安石唇枪舌战书信往来，给王安石的信说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说王安石的《伤仲永》在变相骂他），王安石回复《答司马谏议书》一一辩白，战斗到了一个高潮。司马光派这么多大咖的攻击，大佬宋神宗有点顶不住了，看到了给国家捞的不少钱，目的达到了，有的地方是时候就开始依着司马光一派了。
司马光和王安石个人关系司马光王安石都是进士及第，年龄相当，出仕时间司马光早一点，但是王安石升迁快，得益于神宗倾向于王安石的政策，两人都有学问，品德高尚，见面总是“君实兄”“介甫兄”，不直呼其名，互称表字，客客气气，都表现出足够的文人修养，相互尊重对方才华品德，个人关系处的不错。由于变法，可能政见不同，势必影响个人关系，特别是王安石的《伤仲永》，映射司马光虽然有才华，会一事无成，泯然众人也。自此之后，两人除了政治，别的开始唱反调。王安石说东，司马光说西。王安石说上，司马光说下。比如，宋神宗年间，登州阿云案。
登州阿云许配给韦阿大，嫌其丑陋。谋杀时只是砍伤手指，归案后刑部大理寺判死刑，御史台弹劾判决不当，上报神宗，神宗征求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的意思是按照《大宋律》，谋杀亲夫死罪。而王安石的意思还没有成婚，不是谋杀亲夫，只是普通伤害罪，王安石认为阿云不同意成婚，是违律婚姻。因为没有造成太大伤害后果，宋神宗根据王安石意思，赦免阿云，后来宋神宗驾崩，司马光出任宰相，把17年前阿云案翻案，判处阿云死刑，立即执行，难道司马光一个宰相和一个民妇过不去吗？当然不是，是为了彻底推翻王安石的政策，所以涉及到方方面面，城南旧事重提也不足为怪。也说明两个人南辕北撤，这时候个人关系也不是好关系了。后来宋哲宗登基，太后请大咖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推翻了王安石政策。王安石和司马光同年去世，司马光去世之前交待众人对王安石“不可毁之太过”，司马光想到有些地方矫枉过正，也是没有得到奸臣称号的重要之笔。
至于之后的乌台诗案，吕惠卿，蔡确一类的事，与本文关系不大，就不在说了。
司马光和王安石谁是奸臣呢？铺垫了好多事实，王安石和司马光历史上谁是奸臣还是谁是忠臣呢？一千多年来还是有许多说法的。
司马光是奸臣吧，他领着当时的文人大咖，既然是奸臣，那么多人的眼光是雪亮的，都有判断能力，一个人能失去判断能力，一群有德之士不可能跟一个奸臣吧，但是司马光上台后报复心里很强，不像一个君子作为，特别是阿云事件，你不能把前朝的怨恨发泄到一个民妇上吧！这些事让他在《奸臣名录》边缘上擦肩而过，明朝陈汝锜评价“……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始于君实。……”，靖康之难说是司马光是罪魁祸首。到现在一部分认为司马光是奸臣，也许有的有的人站的角度不同，对事情论断不同，有的是人云亦云，还有的语出惊人想爆款冷门。
再说王安石，说是奸臣，他刚直不阿，不谋一己私利，一心为国，使国家确实富有，看似是个大忠臣。说他是忠臣，他领着一班奸臣在跳舞，后面出了祸国殃民的奸臣导致国家腐败灭亡，比如蔡京。王安石的政策到了宋徽宗手上不是利国，而是成了敛财的工具和依据了。祸害了百姓，加重税赋，加重劳役，弄的怨声载道。宋高宗编修《宋神宗实录》的时候就把王安石已经归于奸臣，也就蔡卞，蔡京的原因，因为宋神宗时他们一派，蔡京祸国殃民，蔡卞是王安石闺女女婿，所以宋高宗就认为王安石不是什么好鸟。导致靖康之难，应该负责，是奸臣。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清朝，有人将王安石，王莽，贾似道，归为一类说他们“皆以扰民乱致”，到了现代，人们对社会改革的认识，对王安石有所原谅，现代观念让王安石身上增添了许多光环，让死了一千多年的王安石始料未及。
至于司马光王安石谁是忠臣谁是奸臣，不是我们所能随意定论的。历史发展总有公断，至少现在两人都算正面人物。
所有读者：本文原来标题定位“被一本书一口水缸掩盖了的一位奸臣”，依据就是，反对新法，阿云案，割地给西夏。但是查阅资料发现从南宋开始这两个人就争议很大，没有敢下结论，留给大家，王安石变法对宋朝有很大的拯救作用，但是就是加大税收力度，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从高宗开始修编《神宗实录》就把靖康之难的责任推到王安石身上，高宗要在《奸臣传》里让王安石安家落户，一直争议到清朝，可能与梁启超的评论有关，还有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才开始是奸臣的说法少了点，对于司马光，到现在有人怀疑他是奸臣。
所谓奸臣就是以权谋私，祸国殃民。这两个人确实按这两个标准套不进去，所以留给大家讨论。至于王安石变法，带给后来宋徽宗年代大臣之间只有党争。“靖康之难”宋徽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占到百分之五十，不过宋徽宗五国城坐井观天买单了。其次宋朝重文轻武的做法占了三十的责任。最后“党争”占到百分之二十分责任。本文真的要论证高下估计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