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有一位被誉为“才智无双”的张良，他聪慧过人，智谋出众，被世人视为当之无愧的智囊。然而，他在为国效力的过程中，却也面临着无奈的选择。在充满权谋和尔虞我诈的春秋战国时期，张良究竟会如何应对，取舍之间又会有何决断呢？
史书都说，张良人设，四个金漆大字——“功成不居。”
司马迁《留侯世家》，张良自己公开宣布——
“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
如此崇高品德？那样高风亮节？这般明哲保身？
分析政治人物，固然要讲个人道德情操，但不能只讲个人道德情操。
毕竟，道德圣人总是极为罕见的，而且个人情怀也是不可靠的。
人心多变幻，唯心容易错。
建国后，张良都在干嘛？
明面上，他关起大门玩修炼——
“乃学辟谷，道引轻身。”
但是，穿透史书密密麻麻的汉字迷雾，把散落的信息串起来——
张良的“功成不居”，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我发现，张良对于政治的兴趣从未减弱，对政治的参与从未中止。
汉初政局，特别是刘邦死后，真正施加重大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人，是他。
先看一个小故事。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喆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喆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喆计。太后悦，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
——《史记•吕太后本纪》
前188年秋八月，汉惠帝死。发丧时，吕后只是干哭，没有眼泪。张辟喆担任侍中，只有十五岁，对丞相说：“太后只有惠帝这一个儿子，如今去世了，太后只干哭而不悲痛，您知道这里的原因吗？”
丞相问：“是什么原因？”
辟喆说：“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顾忌的是你们这班老臣。如果您请求太后拜她的兄弟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军，统领两宫卫队南北二军，并请吕家的人都进入宫中，在朝廷里掌握重权，这样太后就会安心，你们这些老臣也就能够幸免于祸了。”
丞相照张辟喆的办法做了。太后很满意，才哭得哀痛起来。吕氏家族掌握朝廷大权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辟喆是谁？张良儿子；丞相又是谁？特务头子陈平。
好，你想过没，年仅十五小毛孩，能有多少政治经验，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洞若观火当时非常政治格局，精准把握吕后微妙心理，鞭辟入理剖析绝妙应对方案。
短短三两句，绝对是顶级的、一流的政治谋略和危机公关策略。
然后，这种关系帝国存亡续绝和个人身家性命的大事，更诡异的是——
一国丞相、刘汉集团特务头子、革命元老、战争时期屡出“奇计”的陈平，居然言听计从，乖乖照办！
这说明了什么？
毫无疑问，不是张辟喆，而是他背后的那个高人，他的老父亲张良。
吕后和开国元老看起来不可避免的生死斗争，大汉帝国面临的一次重大生存危机，被这个不露面的高人三言两语化解于无形。
至于“易太子”一事，大家更是耳熟能详。
我不重复，只想点出一个你们应该从不会留意的“细节”——
《史记》有关“易太子”事件全过程描述，主要集中在哪里？
没错，不是《高祖本纪》，不是《吕后本纪》，而是《留侯世家》！
这似乎正暗示，司马迁早就看透了幕后真相——
“易太子”风波，张良才是那个起关键影响的人。
“高帝欲易太子”，吕后急如热锅蚂蚁，“大臣多谏诤”。
查《史记》、《汉书》诸纪、传，明载有过“谏诤”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嗯，只有张良、叔孙通、周昌三人。
有人说，“易太子”是刘邦、吕后演的“双簧”，为清洗开国元老，为太子保驾护航。
逻辑上说得通，但可惜证诸于当时史实，严重脱节。
抵抗“易太子”，张良发挥了无可替代作用——
处处为太子谋划，全力投资接班人。
《史记》里，“商山四皓”出场，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他们是乱世隐者、世外高人，连刘邦都请不动；但是，吕泽“金玉璧帛”、太子“卑辞厚礼”，他们欣然出山。
为什么？背后推手是谁？
“四皓”是什么人？史无明文，但从行事踪迹看，他们就是道家大师。
秦末汉初，道家一度气势如虹，“黄老”思想及其政治势力有着巨大影响力。
在初生大汉帝国中，道家力量也有一个超级代表。张良。
“四皓”不给刘邦面子，但甘心臣服于太子，是张良台底下斡旋、运作的结果。
汉十一年，黥布反，卧病在床的张良，“强起”，说服刘邦——
“以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
就这样，刘邦远征，太子名正言顺得以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和军事力量。
“商山四皓”是舆论声势，“监关中兵”是组织保障。
很快，张良被刘邦授予“行少傅事”荣誉称号，进入太子系统，与吕后、太子同呼吸、共命运。
是的，革命成功后，“愿弃人间事”的张良，暗地里并没有“弃”。
在他深度参与之下，默默做成了三件大事——
护太子登位，扶吕氏掌权，保元老平安。
对此，吕后心照不宣，心领神会，知恩有报。
“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
一“崩”一“德”，短短二字，内涵何等丰富、意味何其深长。
你读书时，真的有留意过吗？
惠帝继位，吕后惧怕功臣集团会不利于己，一度动过“尽族是”的念头。
惠帝刚死，功臣们又面临与前次相同、甚至更为凶险处境。
怎么办？真要斗个鱼死网破吗？
张良义无反顾站了出来，通过儿子代言，贡献解决方案。
以陈平为代表，元老们几经权衡，最终全面妥协。
他们对吕后称制、诸吕封王并掌军极度不满，但毕竟忌惮吕后，终吕后之世，没人敢起来发难。
张良“尊吕”之计，不管对吕后，还是为功臣们做切实考虑，确是当时特定政治环境下最佳方案。
汉初政局，张良实际上是一个关键操盘手。
但不可否认，他更多只是躲在幕后，无法如萧何般，登台拜相，公开地纵横捭阖。
从这个意义，他确实是“功成不居”。
不过，我认为，这并非完全出于个人“明哲保身”的需要，而是现实政治下的“无奈选择”。
因为，按当时社会公认标准，他算不得“功成”。
汉承秦制，论功封赏、排位定职的唯一标准，是“军功爵赏”，特指军功。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
——《史记•萧相国世家》
刘邦想把萧何定为功劳第一，众人强烈反对，恰恰说明这个做法严重违背标准——
“被坚执锐”、“攻城略地”才是功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不是功劳。
刘邦被迫亲自辩护，“功人、功狗”，“一时之功、万世之功”什么的，硬把萧何推了上去。
张良处境比萧何有过之无不及，虽然政治谋略超群，但从没带过兵，更无战功。
“张良多病，未尝特将兵，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
后来，也是刘邦出面，“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一番高帽子，封他为“留侯”。
爵位易得，官职难封。
刘邦虽然不吝高帽，场面上极为推崇张良，但和自己的老兄弟萧何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张良跟随刘邦时间很早，但与刘邦“芒砀山”元从集团毫无渊源，也无萧何与刘邦那样的交情。
他是韩人，跟了刘邦后，很长时间心怀故国，多次“归韩”，脱离队伍。
直到韩王成被杀，复国无望，他才死心塌地追随刘邦。
咳咳，这些不怎么“光彩”的革命履历和意志动摇的表现，猜忌异常的刘邦会怎么想？
“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
——《高祖本纪》
你看，以张良为韩国复仇的苦心和在西汉建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刘邦居然不为故韩王置 “守冢”。
在此问题上，刘邦一点面子也不给。
萧何既有“酂侯”爵位，又担任“丞相”官职；张良呢？有爵而无职。
“行少傅事”也只是荣誉称号，虚职，不算正式国家公职。
这就是张良在建国后面临的十分微妙却难以明言的尴尬处境——
自己居然无法获得一个与才能、身份相匹配的国家公职！
此情此景，素以“帝者师”自居的张良，会怎样处理呢？
最终，历史给出了答案，嗯，很好很得体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