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一个从小混混到大唐显贵的传奇人物。他依托杨贵妃的关系，逐步走上了宰相的高位。在他的发迹之路上，不仅展现了他的智谋和能力，更彰显了他的坚韧和毅力。从一个出身卑微的小人物，到成为大唐朝最重要的宰相之一，杨国忠的人生经历饱含着传奇色彩。
古长安周围有两条河流，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还为此创造了一个成语，叫作泾渭分明。以此来描述玄宗的人生历程，可谓是恰如其分。
对于昏君的定义，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里指出：“荒唐不经，其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设若如此，那么判断昏君的标准就是，做事时不仅昏聩无能，而且是令常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这么说来，玄宗只可以算是半个昏君，因为他在前期的统治中，尚能够励精图治，任人唯贤，因而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们安居乐业，开创了“开元之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道明君。
只是后期因太平日久，沉湎后宫，开始滥用奸佞，怠于政事，在告别李林甫的权谋后，又陷入杨国忠的专行时代，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引发了“安史之乱”，沦落为一个骄奢淫逸的“放荡天子”，也将自己送进了昏君的行列。
杨国忠，本名杨钊，唐朝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生年不详，卒于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与杨贵妃是从祖兄妹关系。父亲杨珣，曾任宣州司士参军，母亲张氏，据说是张易之的妹妹，其时家境并不很富裕。
也有野史传闻说，杨国忠本来就是张易之的儿子，是说武则天在做皇帝时，对张易之非常宠幸，所以他每天回到家里后，都必须独自住在阁楼上，然后撤掉梯子，并由专人看守，绝对不许有丫鬟侍女靠近。张母恐怕将来绝后，断了张家的香火，便将一位领班侍女藏在阁楼夹墙里，最终怀孕生下了杨国忠。张易之被诛后，侍女便嫁给了杨国忠的父亲，成就了这样一段传奇姻缘。假若果真如此，那么杨国忠的父亲，就是玄宗祖母的情人了，按辈分还应该长玄宗一辈呢。
这种野史传言孰真孰假，现在已不那么重要，而对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的血统论，唯物论者是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人类的遗传因子应该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唯物论者也承认，环境与人们的意识之间，存在着一定互相作用的关系，难怪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格言和“孟母择地而居”的故事。
杨国忠的秉性是否与这种理论有关，不得而知。设若他的籍贯，真如史书所载的永乐独头村，那么他就是住在河东的首阳山下，黄河岸边，百年后的德宗时代，官军叛贼孙飞虎就曾躲在这片山林里面。那么杨国忠也一定是上山捕过猎，下河捞过鱼，或许当时也曾混迹于山贼河霸的行列。反正据说他从小品行不端，行为放荡不羁，喜欢喝酒赌博，因此穷困潦倒，经常向别人借钱，甚至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为乡里族人所不齿。
不过，客观地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也许正是杨国忠少年时代特有的生活经历，所以才造就了他精明机灵、凶悍残暴的性格。大约在三十岁时，杨国忠看着在家乡实在混不下去，就流落到蜀地，当了一名屯田兵。杨国忠身体强健，头脑精明，又有过江湖经历，所以从军的环境很适于他的成长。他在训练的过程中，能够吃苦受累，敢于表现，摸爬滚打，擒拿格斗，样样都排在前列，按条例应该给予提职嘉奖。
然而时任益州长史张宽却看不惯杨国忠我行我素的行径，也不喜欢他自以为是的做派，于是过了好长时间，借故打了他一顿军棍，然后才任命他当了个小小的都尉官。
杨国忠并没有为此气馁，他长期来耳濡目染，深知混迹于这个世界上，不吃苦中苦，就难为人上人。所以他挨了那一顿军棍后，心里还暗自庆幸，只是原以为当了小头目，就能苦尽甘来，从此发财致富飞黄腾达，摆脱寄人篱下的困境。
谁知事与愿违，他在任期满后，并没有得到再一次的提升，这让他心灰意冷，垂头丧气，才知道官场并不是那么回事儿。从此他情绪低落，怨天尤人，不过却很快结交了一批无所事事、气味相投的酒肉朋友。他们虽然模仿桃园三结义，歃血饮酒为盟，却没有像刘关张的目标主张，而是今日有酒今日醉，明天没酒明天睡，寻衅闹事，打架斗殴，不久就被部队除名。于是杨国忠更加穷困潦倒，甚至流落于乞讨行列，而无以栖身之地为之生计。
但凡世界上的事情，复杂微妙而又多具偶然性，就在杨国忠走投无路时，蜀中有个叫鲜于仲通的富豪，看到杨国忠相貌堂堂，言辞机敏，思谋着以后定能够有所出息，或许将来能为自己一用，所以就将杨国忠当作市场上的“潜力股”，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扶持。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善于钻营的杨国忠也没有闲着，时常借机会到堂叔父杨玄琰家里套套近乎，献献殷勤，从而之间有了来往走动。也是命当如此，不久后杨玄琰抱病身亡，杨国忠以侄子身份披麻戴孝，前去帮助料理丧事，谁能料到这一来二往的，竟和从妹（后来的虢国夫人）搅到了一块，发生了不正当的乱伦关系。只是当时杨玉环不在四川，已随叔父去了河南，所以与这位堂兄失之交臂，并没有过多的交往。
如此既有财运当头，又有红鸾罩顶，杨国忠的小日子还算过得不错。只是来得容易去得快，杨国忠有了几个积蓄，就整日里花天酒地，吃喝赌，结果很快就输了个精光，便逃往关中。在关中那段时间，他通过疏通关系，当了几天扶风尉，因为觉得不很称心，就又回到四川成都，照旧依附于鲜于仲通门下。
凭着鲜于仲通的资助，杨国忠娶了娼妓裴柔为妻，接连生养了几个儿子，家庭生活又开始举步维艰了。还是那个鲜于仲通，眼看着时机成熟，就把他推荐给了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章仇兼琼一见杨国忠身材魁梧，气质不凡，又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心下非常满意，就引荐为门下宾佐，并且任命他担任采访支使，并赠送了百万资财，两人从此关系密切。
按照市场法则，投资与回报往往会成正比例关系。是时，章仇兼琼虽为军镇节度使，但是朝中没有过硬的关系，整日里担心宰相李林甫专权，恐怕自己禄位难保，就准备让杨国忠以上贡“春娣”为名，前往长安去打点关系，看看能否进入到朝廷作上一名内应。
也许是天意所致吧，命运的橄榄枝恰逢其时地伸给了杨国忠，此时他那个未曾见过面的堂妹，已经时来运转，鸿运当头，因其倾国倾城之色被玄宗夺媳为妻，受到百般宠爱，封为贵妃。
而且她的三位姐姐，也皆因天姿美貌而应召入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就达十万钱。虢国夫人虽然排行第三，却以不假脂粉，天生丽质而更受欢迎。杜甫《虢国夫人》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思，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这个消息传到四川，大家都知道杨国忠和杨贵妃是堂兄妹，所以行情也为之水涨船高，顷刻间杨国忠身价倍增。章仇兼琼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初这一宝居然给押中了，投资当然就会有回报了，而且是高额的回报。他便利用这一裙带关系，派杨国忠到京城向朝廷贡俸蜀锦。就在杨国忠路过郫县时，兼琼的亲信又奉命送给他价值万缗的四川名贵土特产。
杨国忠大车小车满载物品，浩浩荡荡地抵达长安后，挨个儿拜访杨氏诸兄妹，分别送上精美的蜀货，并表明“这是章仇公所赠”。于是拿人手短，杨氏诸兄妹便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杨国忠和章仇兼琼美言，不久回报就来了，章仇兼琼被授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运城的《万荣笑话》里有一个段子，叫作“亲戚一碗咱两碗”，是说亲戚来家之后做下美食，亲戚吃一碗，自己就吃了两碗，比喻在别人得到的同时，自己得到的实惠更多。杨国忠是蒲州人，青少年生活的地方距万荣不远，据说他当兵前还曾到那个地方偷卖过私盐，倒贩过黄牛，很懂得生意经，所以在推销章仇兼琼的过程中，也顺便把自己推荐给了玄宗。
玄宗得知杨国忠是杨贵妃的亲属，也就顺水推舟，把他留在京师任职，允许他可随供奉官出入禁中。不久又任命他做了金吾兵曹参军，算是送给贵妃一个人情。这虽说是个闲职小吏，但杨国忠见风使舵，借梯爬墙，为日后升官发财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和机会。
杨国忠当然不是等闲之辈，在长安站稳脚跟后便如鱼得水，凭借着贵妃和杨氏诸姐妹得宠的条件，削尖脑壳巧为钻营。他一方面在宫内经常接近堂妹贵妃，并且由老情人虢国夫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频频接近玄宗，然后施展出八面玲珑的本事，小心翼翼地投其所好，讨得圣上心情舒畅。
另一方面，他在朝廷里求佛拜庙，广结善缘，千方百计巴结权贵，谄媚宠臣，设身处地为自己铺路搭桥。每逢禁中传宴，杨国忠都来掌管樗蒲文簿（一种娱乐活动的记分簿），为做游戏的众臣负责计数，记录得既详细又精确。玄宗看到后，对杨国忠在运算方面的精明十分赏识，戏称他是个“好度支郎中”。
度支郎中，是户部里负责统计核算财赋收支的官吏。玄宗当时这样说，无非是逢场作戏，借此夸奖杨国忠计算精明，用以取悦贵妃而已。然而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就如历史上周朝时成王与叔虞的“桐叶封唐”故事一样，玄宗本来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却被杨氏姐妹抓住不放。传说，她们多次请求让杨国忠担任此职，并且给玄宗讲桐叶封唐的典故，还引申到唐朝的基业源于晋，晋的前身便是唐，唐就源于这个典故。而这个典故呢，也是历史上帝王取信于人的典范，等等。
玄宗推辞不过杨氏红粉兵团的连番攻击，再一次顺水推舟送了个人情，任命杨国忠在御史中丞王鉷手下做了判官，从此杨国忠进入朝官的行列。不久后，杨国忠又被任命担任了监察御史，很快又迁升为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身兼15职之多，成为朝廷里的重臣贪欲就像瘟疫一样泛滥，一旦爆发甚至连成片时，其危害程度便会成倍扩散，常常导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追根溯源，杨国忠的恃势得宠与杨氏家族有关，也正是在玄宗的恿下，杨氏家族很快衍化出一股腐朽势力。他们仗着杨贵妃为天子宠幸，参与朝政滥用特权，穷奢极欲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他们在朝廷里最为得势的人物是杨国忠，不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平步青云，成为杨氏家族政治上的代表，最终左右和影响着整个大唐帝国的忧患命运。
在中国成语里面，有一个狼狈为奸的故事，源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据说狼和狈是一类动物。狼的前腿长，后腿短；而狈则与之相反，是前腿短，后腿长。狈每次出去都必须依靠狼，把它的前腿搭在狼的后腿上才能行动，否则就会寸步难行。有一次，狼和狈走到了一个羊圈外面，虽然里面关着许多只羊，但是羊圈垒得既高又坚固，让它们根本没有办法叼到。
于是它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让狼骑在狈的脖子上，再由狈用它那两条长的后腿直立起来，把狼驮得很高，然后再由狼用它两条长长的前脚，攀住羊圈把羊叼走。从此人们用“狼狈为奸”来比喻互相勾结，共干坏事的行为。我们若用这个典故来审视杨国忠的发迹之路，就不难发现，也与他曾和李林甫狼狈为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个典故是否就是针对李林甫与杨国忠而言，没有翔实资料予以证明，故而不能妄下结论。但是《酉阳杂俎》一书，出自于唐昭宗乾宁年间，距玄宗天宝年间已经过去了150多年，作者以此含沙射影，以古喻今，也并非没有可能。
那么让历史再回到唐天宝时期，其时权相李林甫是欺君罔上，专横跋扈，“固宠市权，蔽欺天子耳目，谏官皆持禄养资，无敢正言者”。当初选立太子时，他曾与武惠妃沆瀣一气，妄图篡立寿王李瑁，但是因武惠妃早死而未成为现实。
这会儿李林甫害怕李亨继位后，对自己挟嫌报复，就借机千方百计陷害太子，以解除后顾之忧。他看到杨国忠贵为皇亲国戚，得到玄宗格外宠爱，而且能言善辩，在圣上面前敢于畅所欲言，毫不忌讳。再者“林甫薄国忠材孱，无所畏”，而且“又以贵妃故善之”，所以就绞尽脑汁想将其拉拢到自己麾下。杨国忠也是顺着杆儿投其所好，趁机投靠到李林甫的门下，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晋升台阶。
在玄宗时代，还没有狼狈为奸的故事，也没有口蜜腹剑的典故，但是李林甫和杨国忠臭味相投，都具备狼与狈的本性与特质，都需要借长补短，所以两人是惺惺相惜一拍即合。而且他们是属于“精英组合”，还有他们什么做不出来的残暴之事？他们依仗着玄宗的宠爱，太子头上也敢动土，足见其横行霸道程度如何。他们也有着狼狈的狡诈，伏地而卧静观其变，一旦发现目标有隙可乘，就张牙舞爪凶相毕露。在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时，杨国忠等人充当党羽，并积极参与其间的活动，在京师另立推院，屡兴大狱，株连太子党羽数百家。
由于杨国忠恃宠敢言，所以每次总是由他首先发难，然后李林甫借机上手，所以说两人将狼狈为奸的精妙内涵，演绎得光彩夺目，淋漓尽致。
中国文化里有一个成语，叫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出自于《战国策·齐策三》上，是由西汉末年刘向编定的。人们常用以来比喻同类的东西常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则相聚成群。以此来洞观历史上狼狈为奸的奸佞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就在于“阴”与“险”。阴是动机，险是手段，具体表现为对上“媚”：摇尾乞怜，花言巧语，溜须拍马，曲意逢迎，力求献媚取宠；对下“陷”：凭空捏造，无中生有，指鹿为马，信口雌黄，置其陷入泥潭不能自拔。他们之所以能够频频得逞，一般都具备着两个条件，一是施展权术，二是依仗权势。
两者相比，“术”固然不可缺少，而“势”却尤为重要，两者环环紧扣，才能够做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过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看看他们最终的命运，都没有能够逃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可悲下场。
这也使我想到了人们对于历史上舞台戏剧内容的精辟概括：相公招姑娘，奸贼害忠良（这或许也是中国戏剧的永恒主题）。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证，忠臣与奸臣的最大区别在于，忠臣重做事，奸臣重交人。因此忠臣为国家社稷直言相谏，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奸臣为一己私利巧言令色，攀高结贵不知廉耻。忠臣想做事，所以赤胆忠心，不论帝王轮换但是事情必须持续去做；奸臣为拢人，所有结党营私，只怕君主更迭人事不时在变。然而在封建王朝的时代里，忠臣却多短命，而奸臣常禄寿，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
不过以历史的最终结局来看，奸臣们的可悲之处在于，由于他们心怀鬼胎，窃弄权柄，构陷冤案，作恶多端，虽然暂时能博得皇帝宠幸，甚至狐假虎威招摇撞骗一阵子。但是他们的阴险卑鄙，包藏祸心，不仅会受到良心的潜质，而且之间勾心斗角，猜疑提防，内心永远得不到安宁。当利益一致时，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一旦利害相悖，顷刻间分崩离析分道扬镳，甚至互相攻击落井下石，惶惶然若丧家之犬。
李林甫与杨国忠的下场，就没有摆脱这个历史的定律。起初二人一唱一和，互相利用，杨国忠为了向上爬，竭力讨好李林甫。李林甫呢，因为杨国忠是皇亲国戚，也是尽力拉拢。《旧唐书》载曰：“初，杨国忠登朝，林甫以微才不之忌；及位至中司，权倾朝列，林甫始恶之。”
杨国忠的本质，与李林甫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们都不是进士出身，也没有多高深的文化修养，但是论起阴谋诡计来，却是麦芒对针尖，不相上下，各有千秋的主儿。
虽然杨国忠没有李林甫的阴险，却有着李林甫没有的精明。他深知混迹于朝堂之上，仅靠堂妹的呵护已远远不能适应，必须有堂妹夫的庇荫，才可能成就自己的事业。而且随着杨氏家族受宠日盛和地位升迁，李林甫的权势已喂不饱杨国忠的狼子野心，所以也就如稻谷那样的植物，杨国忠渐渐分蘖出来，自成体系，逐渐走向与李林甫分庭抗礼的道路。
杨国忠不是等闲之辈，如何能够讨得圣上的欢心，他当然是轻车熟路，成竹在胸了。金银珠宝，圣上不缺；美女佳人，谁比堂妹？圣上是物质财富充实，精神财富满足，干脆就来个“语言行贿”吧。他思来想去，为了表示对圣上的赤胆忠心，应该在自己的名字上做足文章。他觉得自己这个“钊”字很有内涵，是由“金”与“刀”组成，既有财富，又有武器，是支撑国家的两大基石。那么如何能够报效国家，为圣上所服务呢？
杨国忠夜难成眠，直到天将黎明时才计上心头。次日借上朝之际，杨国忠当着众臣跪伏于金銮殿前，涕零交集地向玄宗陈述自己名字的“深刻”含义，然后请圣上给以赐名。玄宗为杨国忠的精诚所感动，沉思了半天，便赐其名为“国忠”，以示杨国忠德才兼备，忠诚可鉴，当委以国之重任，必将会成为“忠于国家”的栋梁之材。这让当时在场的李林甫怒火中烧，直感到如鲠在喉。
此时的大唐王朝，国力最为强盛，全国州县粮食丰盈，布帛满库。为了讨得玄宗欢喜，同时表现自己的聚财能力，杨国忠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为轻货，新征的丁租地税也折合成布帛，统统运到京师来。这样以天下赋税而充实国都，使京师仓库财物爆满，丰富程度达到了极致。
于是杨国忠经常上奏玄宗，说是托圣上的福祉，“国库充实，古今罕见”，恭请圣上查验。玄宗闻奏，当然是眉开眼笑，天宝八载（749年）二月，他亲率百官去参观左藏。当他看到财物满库，堆积如山，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于是赏赐杨国忠紫金鱼袋，兼太府卿，专门负责管理钱粮，次年又让其兼任了兵部侍郎，宠幸愈甚。
杨国忠一步步向权力巅峰走去，其运行的惯性，已是很难被李林甫制约与阻挡得住了。在短短几年中，他从一个小小判官，一跃成为仅次于宰相李林甫与御史大夫王鉷的重臣，可谓是春风得意，官运亨通了。诚然，杨国忠是依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步入仕途的，在某些时候或是某些场合，杨贵妃也可能会替这位族兄美言几句。但究其飞黄腾达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天宝时期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他本人善于敛财聚宝的本领。如果只靠裙带关系，而他没有一定的敛财才能，以及他过人的精明算计，“杨国忠”可能就是杨贵妃的亲兄长，而并非他这个远房堂兄了。
杨贵妃在这个堂兄的升迁之路上，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史料显示，杨贵妃本人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在玄宗跟前也从不过问政事。或许从客观上讲，正是因为她的存在，助长了以杨国忠为首的腐朽官僚集团势力的兴起；也许是，杨贵妃为了巩固自己在内宫的专宠地位，需要借助外戚势力的支持，而杨国忠又恰恰具备了这一条件，成为他们杨氏家族政治上的靠山。如果单从这个层面上讲，他们应是互为利用，互为依靠，而且杨国忠的权势越大，这种关系就显得越为重要。
不过辩证地看待历史，玄宗在前半生对外戚的宠遇还是很有分寸的，通常只授予他们闲职或者散官。开元初对王皇后家族，开元中对武惠妃家族，统统都不委以重任。因为他深知外戚专权的危害，这股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后，连君王都难以控制，最终只能祸国殃民。但对于杨氏外戚一族，玄宗却是毫无节制的恩宠，可见其晚年的昏庸达到何等的地步。就算是出于牵制李林甫专权的目的，也应该把握好尺度和火候，但实际上玄宗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
杨国忠的发迹过程，还得益于宦官高力士。封建王朝内部关系的错综复杂，是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梳理清楚的。高力士作为玄宗的大内总管，为了照顾好圣上的爱妃杨玉环，便处心积虑地设法帮衬杨氏一族，因为他知道当时朝廷的形势，内有李林甫专权，外有安禄山恃武，杨氏一门要想在朝中站稳脚跟，非得有人撑起这个门户不可。可是论起杨氏家族的众多人物，杨铦、杨镝等皆是庸碌之辈，难以担此重任。唯有杨国忠胸有城府，而且善于玩弄权术，如果是筷子里面拔旗杆，或许还能成为一根料。高力士大约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极力扶植杨国忠，使其不断得到升迁的机会。
正确分析高力士的这个做法，他并没有暗藏多少私利，其根本目的还是出于对李唐王朝基业的担忧。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后，高力士在逃亡途中的马嵬坡，力主诛杀杨国忠、杨贵妃兄妹二人，也是出于同样的政治考量。而且他言事有个特点，叫作“顺而不谀，谏而不犯”，《新唐书》载，高力士平素谨慎，又善于观察时势，所以久受宠任，于朝廷内外亦无太大恶名。
此时的高力士，也许看到玄宗逐渐沉迷声色，又昏庸任用奸邪之人，作为皇帝的忠诚心腹，他不仅仅伺候皇帝和贵妃的起居，更重要的是要为李唐的江山社稷着想，所以他曾多次警示忠告玄宗，应提防安禄山拥兵自重，心怀叵测，规劝玄宗收回边事大权。关于这一点，《资治通鉴》有明确的记载：
玄宗逐渐沉迷声色，十几年来无意朝政，宰相李林甫探知其意，遂与牛仙客谋划，增加京畿近道粟赋，又采用和籴之法，以充实关中。不几年京畿蓄积殷富，这更助长了玄宗退隐想法。
有一天，玄宗于大同殿养神，扫视左右无人，便悄悄地对高力士说道：“朕自住关内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无事，高止黄屋，吐故纳新，军国之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
高力士感到玄宗受李林甫迷惑很深，便极口规谏玄宗道：“林甫用变造之谋，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
为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军国之柄，未可假人，威权之声，振于中外，得失之议，谁敢兴言？伏惟陛下图之。”
玄宗听后，虽然一时感到不快，但还是觉得高力士言之有理，所以就改变了态度，说道：“朕与卿休戚共同，何须忧虑。”并命左右马上置酒为乐。
现在诸多史学家评论道，高力士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至少在冲着他对李隆基的一片忠心，就足以推翻太监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面具化形象。
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指出：“高力士真忠臣也，谁谓阉宦无人！”从而摒弃了传统偏见的中允不二的傥论。我们从史料中也可以看出，在古今宦官中，高力士算是一位忠诚而又有谋略的政治家，他虽然在帮助李隆基继位、平叛太平公主等重大事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后来却从没有像赵高一类那样，一心只想着谋权篡位。
而是忠心耿耿报效圣上，即使玄宗在马嵬坡兵变的危急时刻，以及身为孤苦伶仃的太上皇时，他仍旧是不离不弃，生死不渝，坚定地站在玄宗的身边，可见他的一片忠心堪对天日。
也许在玄宗的心目中，高力士早已不是奴才的身份，而是超越了君臣，超越了主仆关系，是朋友，是兄弟，是唯一可与之交心，与之荣辱与共的人，那是一种生死与共的知己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