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提到东汉时，大多数人会想到皇帝昏聩懦弱，外戚干政，宦官专权，朝政黑暗等负面印象。然而，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到：“三代以来，风俗之美，无尚于东汉”，而清人赵翼也在《廿二史札记》中赞扬东汉为“尚名节”的时代。于是，我们对东汉时代的印象顿时变得凌乱。实际上，笔者认为东汉是一个秉承“五讲四美”精神的时代。
一、儒者气象
事情还要追溯到东汉开国的那一群人。不同于西汉的开国功臣集团多是市井亡命无赖之徒。东汉开国功臣则是一派儒者气象。譬如光武帝本人，少年时曾在长安太学读书，受尚书，通大义。功臣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早年曾与光武帝是太学同窗。同样经历的还窦融，耿纯，有樊准，寇恂，冯异，贾复等。故清人赵翼说：“光武诸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投。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皆一气所钟。”就连皇帝的警备部队都要人人通晓《孝经》。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风俗下，形成了人人重名节，讲节操。
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作为文教精英集团，被国家权力所扶持，所认可的社会阶层。儒学士大夫们在维护纲纪，秉持风宪的同时，也在修身成德，引领者社会的风尚。遂有了后来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党锢之祸”。
东汉的后期，一方面，士大夫在讲求名节的风气引领下，注重经明行修;一方面朝政上的宦官和外戚交替执政，士大夫集团和统治集团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和激烈的抗争。这时候的士大夫集团就体现出激扬名声，批评时政，臧否人物的俠气张扬的士风。
二、轻死重气，义重于生
两次党锢之祸中，被害的党锢名士很多是主动投案或自决于死的。譬如巴肃，李膺，范滂，崔蹇等。李膺所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主动诣狱投死。与李膺一起同狱而死的荀诩死前称：“求仁得仁，又谁恨也”。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是李膺的门徒，却因为被漏掉而没有被计入党人的名单，居然主动辞官，并申请要把自己的名字补上去。名将皇甫归因为党锢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家乡人士，于是自表为党人。
范滂是汝南郡的功曹，在党锢之祸中的名声很大。汉灵帝继位后，大诛党人。诏书下来，要抓范滂，本郡的督邮吴导抱着诏书，把自己关在驿站的传舍里，趴在床上哭。范滂听说后，主动来投案自首。县令郭揖听说后，把自己的官印和绶带解下，准备和范滂一起逃亡。
范滂对县令郭揖说，我不能拖累你，更不能让我的老母亲一起逃亡。后来，范滂被杀时，他母亲来看他说：“今天你和国家的贤士大夫李膺，杜密齐名了，没什么好悔恨的了”。在场的大家都潸然泪下。
另一个著名的人物是张俭。朝廷的通缉令下达后，张俭从家乡逃亡，走在路上困迫遁走，于是就去路旁敲百姓家门寻求帮助。人家一听他是张俭，都冒着被连坐的危险来保护他，帮助他逃亡。后来张俭一路逃到山东东莱县，住在李笃的家中，县令毛钦拿着兵器追到李笃家门口，李笃保护张俭，就拉着毛钦说：“张俭是天下都出名的君子，他的逃亡大家都知道是无辜的，今天你就是把张俭抓到，你就忍心把他抓走吗?”
毛钦站起来，拍着李笃的肩膀说：“遽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你怎么能说只有你保护张俭，我不保护呢?李笃说我虽然喜好道义，如果县太爷你有这个表态，我知道你已经分走我一半的道义了。所以县令毛钦叹息而去，李笃就想办法把张俭送出关塞，送到北方去了。后来，凡是张俭逃命经过的地方，因为隐藏保护过张俭，有数十家都被族灭。史载“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曾写过“徐孺下陈藩之榻”，这个陈藩在汉灵帝时官至太尉。党锢之祸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因为他是天下明臣，宦官本来是没有想要动他。可是陈藩听说党锢之祸爆发，就带着自己的学生和官署冲进皇宫，跟宦官做最后的斗争。最后被宦官团团围住，抓起来害死在狱中。《后汉书》评价他说“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他没有独善其身的隐居起来不履行社会责任，而是以儒者的社会责任感作为自己的义务，以死相争。
三、虽千万人，吾往矣
无论是党锢名士的不畏强暴，杀身成仁;还是天下之士的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亦或是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乃至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至今读来仍令人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