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六扇门”，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网剧《锦衣之下》中六扇门权柄极大，从抓捕羁押到审查办案都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但实际上，明朝并没有存在一个正式名称叫“六扇门”的衙门，剧情中的六扇门，其实是明朝庞大的刑狱体系机构的合称。
明朝在京的刑狱衙门分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统称三法司，此外，还有一个游离于法律体系之外的锦衣卫。而为何明朝的刑狱衙门会被称为“六扇门”?这与古代衙门为了显示威严、气派有关。
衙门以门为名，在这个建筑群里，门户的意义无需赘言。衙门中最重要的，是中轴线上的大门、仪门、宅门，每门各安两扇黑漆门扇，合计六扇，所谓“衙门六扇开”就是如此，久而久之，人们对于三法司衙门就有了“六扇门”这个称呼。
六扇门”：三法司的由来和发展
早在战国时代的法律著作《商君书·定分》中，记载：“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这就是后世“三法司”之称的来源，也是在律法刑狱体系中三权分立的早期体现。
明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组成的三法司，形成了以刑部为主的审案流程，刑部代替了大理寺，掌管主要的审判业务。自洪武元年(1368年)被明太祖朱元璋初置之时，就已具备了“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的职能，“掌天下刑名”所指的，就是前代由大理寺所掌控的律法制度。
除此之外，刑部还有着“凡军民、官吏及宗室、勋戚丽于法者，诘其辞，察其情伪，傅律例而比议其罪之轻重以请。诏狱必据爰书，不得逢迎上意。”的职责，同时“凡有殊旨、别敕、诏例、榜例，非经请议著为令甲者，不得引比。凡死刑者，即决及秋后决，并三覆奏。凡大祭止刑。凡赎罪，视罪之轻重，斩、绞、杂犯、徒末减者，听收赎。”
通俗来讲，刑部在明初三法司中权力较大，从抓押缉捕走到定罪可以独立完成。同时，刑部下辖十三个清吏司，均设正五品郎中一人、从五品员外郎一人、正六品主事二人，分别掌管十三省及兼管所分京府、直隶等衙门的刑名，从中央到地方总揽全国的刑罚之事。
而大理寺在明初则成为慎刑机关，刑罚方面的权力小了不少，大理寺负责“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也就是主要管理对冤案、错案的驳正以及平反。
都察院则是与六部处于平级的关系，设有正二品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一人，左都御史是都察院的最高长官。
都察院除了主持都察院事务，提督十三道监察御史(即分布于两京一十三省)外，主要职责就是作为“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应不公不情等事”，为“天下耳目风纪词”的调查报告机构存在，同时，都察院对于明代的学术研究和上书陈言则有纠劾的责任。
三法司的分立，除了可以对刑罚审判机关起到监督的作用之外，“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保障了一定的效率。而三法司”之间虽有一定的职权分离、相互牵制的特点，但有时还要合作一下，比如三司会审。
洪武十五年(1382年)，为了更好处理牵涉重要官员的重大案件，保证司法的公平，朱元璋将定罪权从锦衣卫身上剥离，议定三法司联合审理的流程，形成了明朝常见于史籍中的“三司会审”制度。
“三司会审”，在《明会典》中记载：“凡发审罪囚，有事情重大、执词称冤、不肯服辩者，具由大理寺奏请，会同刑部、都察院或锦衣卫堂上官，於京畿道问理。”
也就是说，当大理寺审判时遇到难以裁定或者是事件重大时，可以通过上疏皇帝，请求联合刑部、都察院等联合重新对案件进行调查、再审理。
这样一来，原本刑部可以独立完成的由缉捕到定罪的流程被打破，审案大权被分化，从而达到“权臣不得以恩怨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为重轻”的目的，防止在案件过程中出现各种徇的乱象。
被误会的锦衣卫：缉捕刑罚是副业
在三法司之外，明朝司法机构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存在——锦衣卫。锦衣卫不同于三法司，他游离于明朝的刑罚体系之外，而缉捕刑罚对于锦衣卫来说也只是副业。
锦衣卫的前身为仪鸾司，作为官署名称早在后梁朱温时期就已出现，作为皇帝的贴身保镖还有仪仗队存在。而在明朝，朱元璋登基的四年前，也就是1364年，就已经作为朱元璋的侍卫亲军设置，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明朝建立后，经过一系列的编制调整，洪武十五年(1382年)，仪鸾司作为亲军都尉府的一个编制逆袭，取代了亲军都尉府的位置，成为锦衣卫，品级从原来的正五品跳到了正三品，成立独立官署，从此，锦衣卫成为皇帝的亲军。
锦衣卫，全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是明朝军事上的一级机构，与行政上的承宣布政使司、司法上的提刑按察使司同级。
严格来说，锦衣卫并不能算特务组织，而是一支军队。按理说，锦衣卫作为军事机构存在本应插手不了司法上的事，锦衣卫的主业是“掌天子仪仗”还有“侍卫君王”，有时候还要外派到边境刺探军情。值得一提的是，巅峰时期的锦衣卫下辖十七个卫所，有些锦衣卫还要去管军屯，也就是负责卫所军的种田。至于执行司法职能，作为副业，权限也并非我们印象中的那么大。
锦衣卫除了没办法随便逮捕人，大部分时间里，还没有定罪的权力。
锦衣卫尽管作为皇帝的亲军心腹，办案还是要按程序来。比如说，锦衣卫出手抓人或者提审犯人时，需要“六扇门”中的刑部给事中的签名。万历末年，锦衣卫官员骆思恭就曾上疏万历皇帝，由于刑部缺人手没人给他们签名，严重影响了锦衣卫的办事效率。
嘉靖年间，在对锦衣卫的权限有所放宽之前，锦衣卫诸君的人生信条是能不管就不管，能不插手就不插手。锦衣卫经过繁杂的手续后，虽说还有审理的权力，但审理归审理，判决怎么样锦衣卫说了可不算。
《万历问刑条例》中明确指出：“法司凡遇一应称冤调问及东厂、锦衣卫奏送人犯，如有冤枉及情罪有要矜疑者，即与辩理，具奏发落，毋拘成案。若明知冤枉不予辨理者，以故人入罪……”
这个意思是，锦衣卫审理的案件结果，放到“六扇门”也就是三法司手里，是可以随时被推翻的，判决的结果由三法司下达，即便到了明末屡兴大案时，也是在皇帝的授意下由刑部和都察院按律例论罪，和锦衣卫的关系并不大。
权限不大也就算了，锦衣卫有时还要接受皇帝或者“六扇门”的命令出差公干，前往地方审理案件，而且会在“六扇门”派出的随行御史监视中，事情办起来可不像影视作品里那样肆意。
终明一代，掌握国家司法，贯彻实行法律的始终是以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组成的“六扇门”，锦衣卫的司法权限不大且受掣肘，他们的主要精力，还是留给了皇帝的安全和出行仪仗。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一些职业，被影视剧呈现出的神秘莫测、武力高强的气质，更多是出于戏剧需要，其真实职能与权限与观众预期多少有些不符。不过也不必太较真，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姓名，都不是泛泛之辈，至于戏剧中的神化行为，看着过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