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整理了贵州省的由来，现在为大家详细介绍。快来看看吧！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起义军在北伐中发布《谕中原檄》，文告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以此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同年七月，北伐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进逼大都，元顺帝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开健德门逃出大都。蒙古在中原98年的统治结束，明朝取得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丢失四百年的幽云十六州也被收回。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朱元璋命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出兵进攻北元。明军此次北征，两路皆获大胜，元朝在近塞的残余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图谋不轨之名诛杀丞相胡惟庸，屠灭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了15000多人。以后又几兴大狱，“胡惟庸狱”不断牵连扩大。就在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对中央官僚机构进行历史性调整的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对残元势力的打击。随着明军开始在北方边境逐渐掌握主动权，特别是西北地区在反复叛乱之后复归稳定，朱元璋决定恢复对北元积极出击的政策。
云南地区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进入朱元璋的视野，成为他的眼中钉。于是朱元璋决定发动收复云南的战争。
云南地区，在唐宋曾先后为南诏、大理等政权控制。元朝灭大理，再度将之纳入版图。及至元末明初，云南为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盘踞，位于四川的夏主明玉珍就曾经派兵进攻云南，结果失利而归。朱元璋也曾想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云南问题。他在还未平定四川的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就曾经派使节诏谕云南梁王，赐予他冠带、衣服。这时，朱元璋是将云南放在和日本并列的地位，可见朱元璋对云南的定位还不是很明确。
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随着西北的平定，徐达、傅友德等北征乃儿不花获胜，乌思藏也基本臣服，朱元璋终于消除了进军云南的障碍。八月初一日，朱元璋告谕在廷文武诸臣，正式表达了自己将要征讨云南的意图：
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招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
朱元璋的话得到了众臣一致赞同，随后，朱元璋下令诸将简练军士，为之后的出征做准备。在这一过程中，集结起来用于征讨云南的军队高达249100人，朱元璋为此准备了布帛344390疋，钞488980锭有余，可谓倾全国之力为深入云南做准备。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初一日，朱元璋驾临奉天门，正式“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往征云南”，开始了平定云南的战事。傅友德等人受命后，朱元璋还感到不放心，又嘱咐他们说：
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以规进取。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扼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取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劲兵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云南既克，宜分兵径趋大理，先声己振，势将瓦解，其余部落，可遣人招谕，不必苦烦兵也。
朱元璋如此细致地定下作战方略，在此前的军事行动中是难以见到的，即便是洪武三年(1370年)的三路北伐，朱元璋也只是定下了一个大体上的战略，并没有如此细致。实际上，这也正是云南之役的不同之处。
在整个云南之役中，朱元璋一方面频繁致书对前线将领进行指导。另一方面，他命沐英这位此前在平定西北叛乱中立有大功的将领，作为三位将军之一参加征讨云南的战役，并在战事结束后负责留下镇守云南，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西北地区的稳定对于明廷能够腾出手来进军云南的重要性。
整备完毕之后，同年九月一日，傅友德、蓝玉、沐英在龙江辞别朱元璋，率大军出发。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率军抵达湖广。在这里，他按照朱元璋布置的总体战略，派都督胡海洋等率军五万由永宁进取乌撒，以作为一支奇兵。他自己则率大军向既定目标普定进发。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平凉侯费聚率军作为前锋直趋普定。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大军由辰沅经贵州抵达普定，迅速发起进攻，很快便夺取了普定。明军继续进军，夺取普安，向着朱元璋口中的“云南之喉襟”———曲靖进发。
朱元璋所料不差，梁王确实在曲靖布置了重兵。当他得知明军已经夺取普定后，更是加派司徒平章达里麻率精兵10万屯驻曲靖阻挡明军。元军重兵屯驻曲靖，明军又不能在曲靖过多耽误，必须迅速占领这里。面对这种情况，沐英对傅友德说：“彼不意我师深入，若倍道疾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谓‘出奇制胜’者，此也。”
傅友德认同了沐英的想法，于是加速进兵，然而明军还未抵达曲靖，突然天降大雾，明军不为大雾所阻，“冲雾而行，阻水而止”。此时明军发现自己已经抵达了曲靖附近的白水江。不多时，浓雾散去，达里麻突然发现一阵雾的时间，明军竟然已经抵达了白水江，不禁大吃一惊。傅友德打算趁达里麻仓皇失措的时节让大军迅速渡过白水江，然而沐英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我军远来，形势既露，固利速战，然亟济恐为所扼。”于是傅友德整顿明军，在江边做出将要渡江的架势，达里麻果然率精锐部队在水上布防。沐英见达里麻已经中计，于是“别遣数千人从下流潜渡出其后，鸣金鼓，树旗帜”，达里麻见到后方出现敌军，急忙撤军回防，大军来回奔波，一时陷入混乱之中。沐英抓住时机，拔剑率军渡过了白水江。
渡江后战事还远未结束。达里麻此时稳住了阵脚，既然明军已经渡过了白水江，自己扼守江面也就没有意义了，于是后退数里列阵。傅友德待大军全部渡江后重新整顿人马，立即对达里麻发动了进攻，“矢石齐发，呼声动天地”，战况十分激烈。数个回合后，为了尽快结束战斗，沐英亲自“纵铁骑捣其中坚，敌众披靡，遂大败”。白水江一战，达里麻所部遭受毁灭性打击，数万人马被俘，达里麻本人也在此战中被生擒。除了达里麻，其余被俘士卒，傅友德在加以抚慰后都尽数释放，让他们各回原业，由此笼络了当地民心，“夷人见归者皆喜慰，而军声益振”。明军随后顺利攻下了已经不堪一击的曲靖，获得了云南之役的关键胜利，一举锁定胜局。
当然，《明太祖实录》在这里刻意突出沐英，可能与傅友德和蓝玉后来都牵连进党案被杀有关。沐氏由于此后世代镇守云南，又在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后迅速转变立场，倒向朱棣，并与之建立了姻亲关系有一定关系。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就如同常遇春因为是懿文太子朱标的岳父而得到了朱允炆的刻意凸显一样。
梁王把匝瓦尔密听说达里麻兵败被俘，曲靖失守，他非常清楚自己此时已经是大势已去，“度不能支，乃与左丞达的、参政金驴遁入罗佐山”。与梁王的穷蹙形成对比，朱元璋此时可谓志得意满，他派遣使者携带自己的敕谕前往军中致意傅友德、蓝玉、沐英三人说：
内使罗信至，知将军调度有方，节制严整。普定诸蛮俱已摧奔，但未知此时事势何如?乌蒙、乌撒果降否?前恐蛮地无粮，符报将军令分军回卫，今知资粮于敌，军可不必回也。
总之，战况比朱元璋设想的还要好，傅友德资粮于敌，成功减轻了明军粮饷方面的困难。朱元璋此时已经不再担心普定方面的战况，他将目标对准了下一步将要面对的乌蒙、乌撒等地。他派遣宦官携带自己的敕谕，招抚这几处地方的少数民族酋长，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利用明军此前在云南的战绩及自己的怀柔政策迫使这些酋长归顺。
明廷的两手并用，让梁王在云南的局面进一步崩溃，右丞驴儿自曲靖逃回，进入罗佐山中告诉梁王说：“事急矣!奈何?”梁王毫无办法，又因为此前屡次拒绝朱元璋的招抚，更有杀害王祎之事，此时愈发觉得走投无路，只能携带家人及达的驴儿等人退入普宁州忽纳砦中。他烧毁自己的龙衣，让妻子、儿女自沉于滇池，自己和达的驴儿在夜里进入一间草舍，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自缢而死，结束了梁王在元末明初盘踞云南的历史。
明朝收复云南，也直接促成了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贵州建省。洪武九年(1376年)，明朝先后设立湖广布政使司和四川布政使司，两湖和四川地区的统治开始正规化，而贵州则被瓜分，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属湖广省，而将播州、贵州二宣慰司及乌撒、普定等止府和金筑、都云等安抚司归属为四川省，贵州全省名义上都被纳入明王朝疆域。
接着朱元璋开始放手收拾云南，明军攻打云南是沿着元朝的旧路，贵州各土司哪敢不配合?很快，云南完全平定。同时，朱元璋也发觉了贵州的重要战略地位———这是明朝西南地区统治秩序的重要一环，一旦有变，明朝在西南的地位将摇摇欲坠，于是明朝想方设法加强对贵州的控制，其广设卫所，留兵戍守，整治驿道，増设驿站，加强汉化……这使得明朝中央在贵州的实力越来越强。
收复云南之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命平涼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理司事。郭子章在《黔记》中如此描述贵州的重要地位：“贵州四面皆夷，中路一线，实滇南出入口户也。黔之役，专为滇设，无黔则无滇。”在南征过程中，贵州有了大量卫所和屯田兵，朝廷能直接控制的地区已经形成了一条线状的区域，以此为核心，朝廷能向南北辐射自身影响力。郭子章在《黔记》中表示：“(贵州)从古不入版图，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
到了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因争夺朱砂矿井之利，宿怨爆发，兵戎相向，这给了朱棣直接控制贵州一个绝好的机会，平定事件后，当年二月，明朝在思州、思南改土归流，建立八府及贵州宣慰司，并在安顺、镇宁、永宁三州的基础上建立了贵州布政使司，治贵州宣慰司城。
这是大明王朝“两京十三省”中的最后一个，也是贵州建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