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西汉和匈奴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什么叫“德”?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品行”，难免肤浅，就不能洞悉汉匈战争的本质，更无法理解，汉武帝为何跟匈奴人打了四十年，既没有得到大漠一寸土地，还把富庶的大汉差点打亡了。
汉人大骂匈奴是强盗，似乎他们就是一个不开化的种，没办法跟他们讲“德”。那就讲一个反面的例子，南匈奴王室出了个伟人叫刘渊，西晋末年，他建立了一个叫“汉”的政权，史称“赵汉”。这位刘渊，汉学功底身后，儒家五经无所不通，他曾经批评周勃灌婴，说他俩不能帮助汉文帝创建教化。
刘渊的赵汉政权，虽有胡风遗存，但总的来说，完全是按中原汉民族的“德治”思想建立的。刘渊本人积极践行汉文化，比如他的孝行，一点不比汉人差，他母亲去世时，他“擗踊号叫，哀感旁邻”。
所以，匈奴也是人，也可以教化，“德教”对他们来说是行得通的。那么汉武帝为何不“以德服人”，教化的成本多低，何必劳命伤财呢?
首先我们要把握“德”本质，“品行”只是“德”的表征之一，是很少的一部分。“德”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治国理念，简单来说，它规定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不好理解，你可以对照“法制”，这是两种不同的理念罢了。
再举个具体一点的例子。比如“德治”讲究“仁义礼智信”，四书五经都围绕它，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法制”不管这个抽象的东西，你可以不仁不义，但是如果你的不仁不义损害了他人的利益，那就办你，以具体的条款约束你。
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有法制，因为越是到后期，“德治”越失去了效用，“德”慢慢成了高不可攀的自我修养目标，法就出现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德”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以家庭伦理结构为代表的统治秩序。“法制”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以商业资本统领的社会治理模式。农耕文明社会结构简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集少，相互依赖性差。这种模式不适应工业文明，所以必须重建。
再回到题干，匈奴人是什么模式呢?他们是落后的游牧文明，他们是“道”的社会结构，“德”不适合于他们。
“德治”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匈奴人做不到，他们狩猎为生，不会种地，不会纺织，不会盖房子。气候好，水草丰美，牛肥羊壮，他们就活得逍遥自在，遇上天灾就喝西北风。
即便遇上好收成，他想用牛羊、皮毛跟汉人交还，还处于“不平等”状态，因为汉人对这些东西可有可无，汉人所拥有的东西却是匈奴人的必需品。这种不平衡，就带来“贸易逆差”。
请问以上两个问题，靠“德”能解决吗?
民以食为天，游牧文明的天然缺陷，决定了他们生存的艰难，所以对他们来，掠夺就是上天赋予他们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道”，原始的人类生存法则，弱肉强食。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们会对牛羊鱼虾讲“德”吗?吃他们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匈奴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不是人种问题，而是环境决定的，假如他牛羊肉永远吃不完，他也不会去掠夺你。
匈奴人也想通过贸易解决自身的不足，可惜汉人不买账，你那玩意不是必需品，没有议价权，跟你交易是给你面子，惹你大爷我生气，不跟你交换，饿死你!
这就是中原政权，经常跟游牧民族发生边贸冲突的原因。他急需，我们不给，给了也“压榨”他，人家把牛羊卖光，都换不来急需，不抢你才见鬼!
这种冲突其实跟“德”一点关系都没有，汉人也委屈，我也不是故意刁难你啊，市场供需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谈不来就不做生意呗。匈奴急了，这不是生意，是我们的命。
对匈奴人来说，你掐着人家的命，跟人家谈“德”，这不很滑稽吗?
所以，从根子上将，汉匈的矛盾，不是“以德服人”的事，它是两种不同经济模式冲突的必然结果。清末西防入侵中国，其实跟这个是一回事。
南匈奴后来就变温顺乐呢?刘渊怎么就“德”了呢?因为南匈奴投降汉政权后，被定居在河套地区，这地方胡汉杂居，已经不是纯粹的游牧地区，农业文明发达。在汉人的影响下，匈奴人也拿起锄头，跨上织布机，他们也自给自足了。
汉武帝能做到“以德服人”吗?理论上可以，实际操作做不到。
当我们了解了“德”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一种生存模式时，我们就应知道，如果想让对方被“德”折服，那就要让他过上“德”的生活，让匈奴集体进入农业文明。
能做到吗?太难了!
漠北大草原，它就种不了庄稼，土质、气候都不行。中原平原是上天赐给汉人生存的宝，大草原上的人只能游牧，汉武帝能解决得了吗?
把匈奴人全部迁徙到汉地呢?你愿意，人家还不一定愿意。愿意的匈奴人也有，比如刘渊等，后来鲜卑等少数民族都迁过来了，最后都成了汉人。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涉及到他们自身的裂变，以及与汉民族的关系变迁，汉武帝可以影响他们，靠他这一代人，根本承担不了这项工作。
这些都行不通，只剩下一条路：发展边贸，而且以“白求恩”的精神，打破供需，强迫汉民做“赔本买卖”，或者国家资助匈奴。你觉得汉武帝会这么干吗?有病啊，锤他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