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时期，广州成为清朝与西方主要的贸易地，但广州地方官员利用职权，向洋商大肆勒索敲诈，令东印度公司十分苦恼。为了扩大贸易，英国方面派遣洪任辉和喀喇生率商船北上定海，同时也将更多商船发送到宁波等地。于是，到达广州的英国商船数量大幅减少，广州官员的灰色收入和海关税收也直线下降。为此，两广总督请求乾隆将宁波的关税翻倍，以此迫使洋商主动呆在广州。
按说，无论洋商的目的地是广州还是宁波，大清帝国得到的总税收都是一样的。但乾隆不这样想，他不愿看到洋人的船只像蝗虫一样从南方扩散到北方。他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在广州这个地方留有一个帝国与夷人之间的窗口，既可以此彰显天朝对恭顺熟番的关照和恩赐，也方便宫中采购自鸣钟、八音鼓之类的西洋新玩意儿。
果然，宁波的关税很快就比广州高出了一倍。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再次指派洪任辉北上。这个说得一口标准汉语的英国人，因缘际会地成了第一个向中国皇帝告御状的外国人。
洪任辉到达天津后，通过向官员行贿，将一纸诉状递到乾隆面前。状纸中，洪任辉指控粤海关监督等官员敲诈勒索，作为洋商代理机构的洋行故意拖欠货款，希望天朝改革现行贸易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
乾隆看完状纸，龙颜大怒—乾隆最大的愤怒，不是他选定的官员们假公济私，而是这个非我族类的夷人，不但说得一口标准的汉语，而且还找到了中国人帮他写状纸，此中隐情必定是中外勾结。况且，这个夷人对天朝恩赐的贸易机会，不但不心怀感激，反而横挑鼻子竖挑眼。凡此种种，无一不有辱天朝体面。
独裁者愤怒的后果很严重：洪任辉被押往澳门，在大牢里蹲了三年;那个胆敢帮洪任辉递状纸的中国官员被斩首示众。而且在乾隆亲自给洪任辉拟定的几条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条竟是：擅自学习汉语。
洪任辉豪气干云地前往北京告御状，不仅没能解决事实上的一口通商和朝贡贸易体制下清朝官员对洋商的巧取豪夺，反而因激怒乾隆被监禁。更重要的是，朝廷很快下了一道旨意，正式规定广州是向洋商开放的唯一口岸。从此，广州就成为帝国这间铁屋上仅存的一个巴掌大的窗口，直到鸦片战争爆发。
另外，作为对洪任辉擅自告状和居然懂得汉语的惩罚，朝廷在确定一口通商国策的同时，还对洋商作了诸多令西方人发指的规定。比如在广州的洋商，春节必须撤到澳门，直至次年秋天才准再来;洋商的女性眷属，一律不准进入广州;在广州的洋商的起居行动，仅限于划定的十三行区域。而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也成为其中一项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
长期以来，“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就处于不平等状态，中国就饱受列强欺凌”这一观点早已深入人心。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B面，那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方同样处于不平等状态。那种不平等，是中国在自命天朝上国的前提下，对西方的种种苛求与阿Q式的精神胜利之间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