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学家苏辙曾经是个愣头青,如果您对这一点不清楚,可以和小编一起继续了解。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对宋王朝抱有一种执着的偏爱。大儒朱熹曾言:“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他没有预料到“崖山之后无中国”,大宋朝的文明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宋朝之后的元明清三个朝代,元清两朝是异族在汉人的累累白骨之上建立起来的血腥王朝,明王朝虽然是汉人统治,推行的却是“奴性政治”,三跪九叩、梃杖、东厂和锦衣卫,都是这个王朝的发明。
我认为宋代的文明,绝不仅仅在于她的文学艺术、程朱理学、经济发达、城市繁荣,更在于她的文人政治,即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空间,以及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独立人格。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宋太祖留在太庙中告诫子孙后代的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赵匡胤开创了保护知识分子,保障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先河。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沈括《梦溪笔谈》有一段记载:宋太祖曾经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不明白他的意思,思忖再三没有回答。太祖继续追问,赵普答曰:“道理最大。”赵匡胤说答得好,称善不已。他虽出身武夫,却不同于五代时期的军阀,尊重知识分子而且很讲道理。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了一件事:有一日,宋太祖拿着弹弓在后花园打鸟,有一大臣(雷德骧)称有急事求见。太祖赶紧接见,谁知奏陈的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太祖生气地斥责他,雷德骧是个直性子,满不服气,随口答道:“我说的事总比打鸟重要。”赵匡胤闻听大怒,随手操起柱斧柄打过去,正打在雷德骧的嘴上,顿时牙齿被打落两颗。雷德骧也不多说,附身把牙齿捡起来,放入怀中。赵匡胤骂道:“你把牙齿留起来,是打算控告我吗?”雷回答:“臣当然不能告陛下,此事自有史官记录在史书上。”赵匡胤一听马上换了笑脸,赏赐很多金银玉帛安抚他。赵匡胤当然不怕史官,大宋朝历来由宰相级别的高官监修国史,这样对皇帝不利的事迹不可能记入史册。宋太祖怕的,不过是“道理”二字,他立誓约要求继任者善待读书人,不得滥开杀戒,阻塞言路。
李昉是宋太宗时的宰相,为人宽厚无城府,小心循谨。《续资治通鉴》记载:李昉担任参知政事时,宋太宗曾兴致勃勃地对侍臣说:“我比唐太宗如何?”赵光义一向自视甚高,自以为文韬武略不亚于唐太宗。左右近臣闻太宗此语,无不交相称赞,马屁拍得山响。唯有李昉不置一言,轻声吟诵起白居易的《七德舞词》:“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白居易诗中说的是唐太宗时期,李世民放出宫女三千人令其“任求伉俪”,纵死囚归家令其秋后自来领死的故事。此事当发生在太平兴国三年,宋太宗初即位便收服了吴越国,正踌躇满志之时。赵光义的好色是比较出名的,强暴小周后(南唐后主李煜的妻子)的故事应该不是虚妄的(有画为证)。此时登基不久,正是欲望释放之际,四处搜罗尚且不及,又怎肯放出宫女?北宋立国不久,内忧外患不断,远比不上唐太宗时社会安定。白居易的《七德舞词》还赞颂李世民十八岁起兵收复两京,二十四岁南征北战建功立业,二十九岁登基为帝,三十五岁致天下太平的史实。李昉没有吟诵全诗,完全是给赵光义留着面子。宋太宗这年三十九岁,靠不明不白的手段即位称帝,文治武功尚乏善可陈,此时自比唐太宗,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所以李昉话音刚落,宋太宗马上站起来说:“我不如他,不如他。你的话警醒我了!”李昉是个书生,能力不强但敢讲真话,一句唐诗当头给皇帝泼了一盆凉水。好在宋太宗也算是个明白人,并没有因此怪罪他,后来还提拔他做了宰相。
人们普遍认为苏辙为人比较谨慎、内敛,不似苏轼那般锋芒毕露爱得罪人,是故苏辙做到了副宰相(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的高官。岂不知苏辙年轻时,也是个言辞激烈的愣头青。北宋嘉佑六年(1061年),宋仁宗亲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年轻的苏辙(22岁)在策论中极言宫禁之事,抨击宋仁宗荒废朝政,不思进取,好色误国。他在制策中这样写道:“当年宝元、庆历年间,西夏国作乱,陛下白日坐立不安,夜晚睡不安心。全天下都认为陛下忧心国事,小心谨慎如周文王。然而自西部边陲罢兵休战之后,陛下忧惧之心全无,一晃二十年了……我在路上听人说,不知是否属实?近年以来,宫中美女数以千计,每日里歌舞升平,欢宴无度。陛下在朝堂之上不与大臣咨谋国家大事,下殿之后又不向侍从讨教治国之道。三代衰败的教训,汉唐灭亡的故事,女宠对国家的危害,陛下是知道的。长此以往,各种弊端必然会产生……陛下不要以为喜好美色只在内宫,不会耽误国家大事。当今国家贫困,百姓愁苦不堪,宫中滥施赏赐不加节制,全不顾国库空虚……。国家对内要养士、养兵,对外要向契丹、西夏支付岁赐,陛下又私自开一个口子耗费大量钱财,臣恐怕陛下要为此受到诽谤,百姓会与您离心离德。”这篇策论很长,年轻的苏辙在制策中指责宋仁宗沉湎声色、滥用民财、赋敛繁重、所用非人,要求宋仁宗“痛为节俭,以宽百姓”。这样直接上给皇帝的文章,在任何朝代都是要冒杀头危险的。但是生性宽厚的宋仁宗并没有怪罪他,反而认为他言之有物,是个宰相之才。
绍兴年间,金人南侵不利,遂废伪齐皇帝刘豫,诱南 宋君臣投降。宋高宗赵构不顾主战大臣意见,派秦桧主持和议。金人以“诏谕江南”为名派使臣到宋(将宋朝当做金国的“江南’),要南宋君臣像臣子一样到使臣下榻的馆驿拜接“国书”。当时朝野大哗,群臣激愤,时任枢密院编修的胡铨冒死上书(《戊戌上高宗封事》),文中不仅大骂投降派秦桧、王伦、孙近等人,要求斩奸臣之头以示天下。同时还义正词严地批评了秦桧等人的幕后指使赵构卑躬屈膝,忘了祖宗。文中写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的皇位是祖宗传下来的。为何要把祖宗的天下当做金人的天下,把祖宗传下的皇位当做藩臣之位?……陛下毫不觉悟,耗尽民脂民膏而不恤,忘却国之大仇而不报,忍辱含垢以天下臣服敌人。就算金人遵守和约,天下后人将会怎样评价陛下?何况金人诡计多端,又有王伦这些奸邪之徒帮助他们,那么梓宫(宋徽宗的棺材)绝对不会归还,太后(宋高宗母亲)绝对不会被遣返,渊圣皇帝(宋钦宗)绝对不会归国,中原绝对不会复得……。胡铨表示与秦桧等人不共戴天,不然宁可赴东海而死,也不屈膝侍奉卑微的小朝廷!赵构是个有名的昏君,一生苟且偷安,大量重用奸臣迫害忠臣贤良。胡铨言辞激烈的奏章令赵构大为恼怒,但是即便在秦桧等人的怂恿之下,他也没敢妄开杀戒,只是以“狂妄上书,语出凶悖,多散副本,意在鼓动,劫持朝廷”之罪名,将胡铨发往广州去监管盐仓。
两宋三百年,在赵匡胤誓约的庇护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进则安邦济世,退则独善其身。充分的言论自由环境,成就了一大批敢讲话、讲真话的封建士大夫,也成就了一段空前绝后的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