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之战是努尔哈赤对明王朝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虽然他已经有了八旗兵丁，不再是那个只有13副铠甲的落魄形象。八旗制度于1602年建立，从四旗增加到八旗于1615年。每个八旗有七千五百人，总共六万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被视为上三旗，由努尔哈赤直接统率，其余五个旗由亲王率领。这些旗帜让努尔哈赤实现他所希望的目标。
在前往抚顺攻伐之时，阴雨连绵，他自言“阴雨连绵，可退兵”。即便是在姥爷王杲被杀，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杀，摸爬滚打几十年，以李成梁为父，且不管是真是假之情，有了几万雄兵为底气，对于努尔哈赤而言这也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尝试。
已经年逾六十的他，自然知道即便是大明王朝腐朽至极，也是何等的庞然大物。而儿子代善的进言“七大恨已出，定然是不死不休，又何必退却”，于是抚顺和清河两只掎角便成为了首要的目标。
我们要提及的一句是，范仲淹这位谥号文正的千古大贤，却让后人范文程给辱没了。而抚顺之战前，他欣然前往投奔，献计以书信劝降抚顺守军，抚顺守将李永芳的毫不防备也让努尔哈赤取得了抚顺之战(努尔哈赤反击!与大明王朝第一战—抚顺之战)的胜利。
继而夺取了清河之后，努尔哈赤还颠倒黑白的说到“明万历帝罔念友邦，兴兵构怨，皇天震怒，万众被杀，其害与鬼魅有何异?”在李成梁手下几十年的历练也让他对汉族文化，中国历史有了深刻的了解，“从来国家之败亡，不是财用不足，都是因为骄奢淫逸所致，夏桀、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金国完颜亮，都是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饮，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清太祖圣训》)而这些也都成为了他进攻的借口。
而远在北京的万历帝，也终于“认真的对待”这位来自女真的挑战者。1619年，其派遣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兵分四路，共十二万大军(此外还有叶赫部和朝鲜各一万多人助战)，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围剿努尔哈赤。出兵祭旗之时，那头牛却三次才被捅死，大将刘招孙槊头都飞出去。不知道杨镐又作何解释?
而作为统帅的杨镐，又是何许人也?在朝鲜战场，他面对日本倭寇被大败而回，临阵脱逃，却谎称胜利，擅杀边民以充当功劳，后来被御史参奏革职，但万历帝却任命他为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而更为奇葩的是他竟然将自己部队的出征时间、地点、进攻方向都写成书信，送给努尔哈赤。
此时的努尔哈赤，八旗兵勇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大考。成，则可以厉兵秣马，未来可期。而面对杨镐这样一位目中无人的大明王朝的代表，努尔哈赤也决定发挥一下他的娱乐细胞，果断派人前去，我要议和，只要明朝给我三千两白银，三百两黄金，三千绸缎也就作罢。杨镐，又是怎么做的呢?自然是置若罔闻，你当我是傻子吗(难道不是吗)?我堂堂大明王朝，总督兵马十几万，倍于尔，进攻!
尽管关于萨尔浒战役的失败更多的人把他归结为明朝军备松弛，装备落后，“士卒或将铅子先入，或忘记下铅子，口原是歪邪大小不一，铅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此类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杆矣。放出高下不准，润湿不燃者，又有四十余杆。得中者，不过二十余杆《明史》”。 而与之对比的则是在朝鲜的《李朝实录》“别抄者，着水银甲，万军之中，表表易认”。
一方是装备落后，只有质量低劣的武器的明朝，一方是装备了精良的盔甲的后金，胜负之数，本已不知几何，而最令我们大跌眼镜的则是杨镐的用兵。
朱舜水如是说:贼臣杨镐、袁崇焕前后卖国，继丧辽阳、广宁，滋蔓难图。
如此评价杨镐、袁崇焕或无不妥，杨镐面对拥有如此精良装备的努尔哈赤做出的策略竟然是分进合击。以二倍于敌，不良之军备，敢有如此之举措，明安不危殆?四路大军合围，以杜松为西路，以马林为北路，以刘綎为东路，以李如柏为南路。
在英法联军侵华之时，僧格林沁曾经率领他的三万蒙古骑兵冲锋六千英法联军，而装备了优良的火炮与步枪的英法联军死亡4人，僧格林沁所部死亡1万5千人。可是此时的明朝与后金，却俨然掉了个，劣质的鸟铳、火炮与精良的后金骑兵之间，杜松被击溃，身死;马林溃逃;刘綎被杀;李如柏溃逃，至于总督杨镐则坐视不理。
一个兵部尚书，分兵合击，却不能使之各为策应，更无前哨打探，滑稽般的均分四路兵士，每一路面对努尔哈赤都是劣势，也让努尔哈赤面对送上门的快递，怎能不笑纳。各个击破就好了，《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
此战中，明朝仅军官便有310人殉国，士兵更是4万5千余人殉国。后来的乾隆帝如此评价“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而也正是经此一役，明朝与后金之间攻守易势，努尔哈赤喜形于色，属于后金(大清)的时代也缓缓的拉开序幕。
也就在萨尔浒之战后，铁岭，开元等地相继失守。杨镐被弹劾，关进天牢，崇祯二年(1628年)伏法。作为指挥官，更作为这场战役中“人的因素”他就是这场战役失败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