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战役明朝惨败,四万多人殉难到底谁是罪魁祸首?

  抚顺之战是努尔哈赤对明王朝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虽然他已经有了八旗兵丁,不再是那个只有13副铠甲的落魄形象。八旗制度于1602年建立,从四旗增加到八旗于1615年。每个八旗有七千五百人,总共六万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被视为上三旗,由努尔哈赤直接统率,其余五个旗由亲王率领。这些旗帜让努尔哈赤实现他所希望的目标。

  在前往抚顺攻伐之时,阴雨连绵,他自言“阴雨连绵,可退兵”。即便是在姥爷王杲被杀,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杀,摸爬滚打几十年,以李成梁为父,且不管是真是假之情,有了几万雄兵为底气,对于努尔哈赤而言这也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尝试。

  已经年逾六十的他,自然知道即便是大明王朝腐朽至极,也是何等的庞然大物。而儿子代善的进言“七大恨已出,定然是不死不休,又何必退却”,于是抚顺和清河两只掎角便成为了首要的目标。

  我们要提及的一句是,范仲淹这位谥号文正的千古大贤,却让后人范文程给辱没了。而抚顺之战前,他欣然前往投奔,献计以书信劝降抚顺守军,抚顺守将李永芳的毫不防备也让努尔哈赤取得了抚顺之战(努尔哈赤反击!与大明王朝第一战—抚顺之战)的胜利。

  继而夺取了清河之后,努尔哈赤还颠倒黑白的说到“明万历帝罔念友邦,兴兵构怨,皇天震怒,万众被杀,其害与鬼魅有何异?”在李成梁手下几十年的历练也让他对汉族文化,中国历史有了深刻的了解,“从来国家之败亡,不是财用不足,都是因为骄奢淫逸所致,夏桀、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金国完颜亮,都是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饮,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清太祖圣训》)而这些也都成为了他进攻的借口。

  而远在北京的万历帝,也终于“认真的对待”这位来自女真的挑战者。1619年,其派遣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兵分四路,共十二万大军(此外还有叶赫部和朝鲜各一万多人助战),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围剿努尔哈赤。出兵祭旗之时,那头牛却三次才被捅死,大将刘招孙槊头都飞出去。不知道杨镐又作何解释?

  而作为统帅的杨镐,又是何许人也?在朝鲜战场,他面对日本倭寇被大败而回,临阵脱逃,却谎称胜利,擅杀边民以充当功劳,后来被御史参奏革职,但万历帝却任命他为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而更为奇葩的是他竟然将自己部队的出征时间、地点、进攻方向都写成书信,送给努尔哈赤。

  此时的努尔哈赤,八旗兵勇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大考。成,则可以厉兵秣马,未来可期。而面对杨镐这样一位目中无人的大明王朝的代表,努尔哈赤也决定发挥一下他的娱乐细胞,果断派人前去,我要议和,只要明朝给我三千两白银,三百两黄金,三千绸缎也就作罢。杨镐,又是怎么做的呢?自然是置若罔闻,你当我是傻子吗(难道不是吗)?我堂堂大明王朝,总督兵马十几万,倍于尔,进攻!

  尽管关于萨尔浒战役的失败更多的人把他归结为明朝军备松弛,装备落后,“士卒或将铅子先入,或忘记下铅子,口原是歪邪大小不一,铅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此类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杆矣。放出高下不准,润湿不燃者,又有四十余杆。得中者,不过二十余杆《明史》”。 而与之对比的则是在朝鲜的《李朝实录》“别抄者,着水银甲,万军之中,表表易认”。

  一方是装备落后,只有质量低劣的武器的明朝,一方是装备了精良的盔甲的后金,胜负之数,本已不知几何,而最令我们大跌眼镜的则是杨镐的用兵。

  朱舜水如是说:贼臣杨镐、袁崇焕前后卖国,继丧辽阳、广宁,滋蔓难图。

  如此评价杨镐、袁崇焕或无不妥,杨镐面对拥有如此精良装备的努尔哈赤做出的策略竟然是分进合击。以二倍于敌,不良之军备,敢有如此之举措,明安不危殆?四路大军合围,以杜松为西路,以马林为北路,以刘綎为东路,以李如柏为南路。

  在英法联军侵华之时,僧格林沁曾经率领他的三万蒙古骑兵冲锋六千英法联军,而装备了优良的火炮与步枪的英法联军死亡4人,僧格林沁所部死亡1万5千人。可是此时的明朝与后金,却俨然掉了个,劣质的鸟铳、火炮与精良的后金骑兵之间,杜松被击溃,身死;马林溃逃;刘綎被杀;李如柏溃逃,至于总督杨镐则坐视不理。

  一个兵部尚书,分兵合击,却不能使之各为策应,更无前哨打探,滑稽般的均分四路兵士,每一路面对努尔哈赤都是劣势,也让努尔哈赤面对送上门的快递,怎能不笑纳。各个击破就好了,《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

  此战中,明朝仅军官便有310人殉国,士兵更是4万5千余人殉国。后来的乾隆帝如此评价“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而也正是经此一役,明朝与后金之间攻守易势,努尔哈赤喜形于色,属于后金(大清)的时代也缓缓的拉开序幕。

  也就在萨尔浒之战后,铁岭,开元等地相继失守。杨镐被弹劾,关进天牢,崇祯二年(1628年)伏法。作为指挥官,更作为这场战役中“人的因素”他就是这场战役失败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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