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
迈锡尼城堡的幕墙以及箭塔、它的纹章式的狮子门以及宏伟的“阿特柔斯宝库”在海因里希·施里曼的时代前在人们的面前静静地守候了数十世纪，所有人都认为它们所代表的只是荷马的英雄时代，希腊文明粗陋的开端。然而施里曼在这个门后面的墓穴中所发现的珍宝令世人大为震惊，特别是学者为它为它们所展现出的迈锡尼史前居民的精湛工艺而重新改变了对爱琴文明的看法。
然而在1867年之前就已经有大批的证据存世，如果它们能够被认真地收集和研究的话，施里曼的发现就不会显得这么戏剧性了。虽然有一些纳贡，比如埃及的底比斯第十八王朝的莱克玛拉(Rekhmara)墓中所发现的瓶罐带有特别的样式，已经被确认为属于地中海的一个民族;然而当时在地中海发现的史前残存为数甚少，不足以认定他们的栖居情况或是文明的程度。同样，1870年左右默默存放在各个博物馆的爱琴文物也不足以提供揭露隐藏在阿尔戈斯、特洛阿斯(Troas)和克里特神话之下的希腊秘密的钥匙，使它们能够得到更认真的对待。爱琴器皿自1840年起就在塞夫尔(Sèvres)和纳沙泰尔(Neuchâtel)展出，它们的来源一是米洛斯的费拉科庇，另一个是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
希腊王国成立之初被任命为雅典文物掌管人的德国考古学家罗斯(Ludwig Ross)，在他始于1835年对于希腊诸岛的考察中对一些早期凹墓(intaglio)产生了兴趣(此后它们以孤立石，德语“Inselsteine”著世);不过还要等到1878年牛顿(C.T.Newton)证明它们不是变形的腓尼基产品。1866年为了修建苏伊士运河而在锡拉希亚岛(Therasia)开采白榴火山灰，一种二氧化硅质的火山灰，在开采的过程中采矿工人们发现了一个原始的建筑结构。之后，1870年法国雅典学院在圣托里尼(锡拉岛)上发现了一批陶器，它们的风格在现在看来明显属于稍早于爱琴晚期的器具，此外同时发现了许多石质和金属的物件。地质学家福凯(Ferdinand A. Fouqué)根据所覆盖的喷发地层，多少有些武断地将它们定为前2000年。
同时，1868年比利奥蒂(Alfred Biliotti)在罗得岛伊阿利苏斯(Ialysus)的墓中发现了许多绘有图案的瓶罐，后来人们称之为第三和第四“迈锡尼”时期作品，它们由拉斯金(John Ruskin)带回并在大英博物馆内展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被认为只是年代未定的亚洲当地制品。也没有人试图将它们与四年后在阿提卡的墨尼第(Menidi)，靠近阿尔戈斯赫拉神庙(Argive Heraeum)的一个陵墓中发现的石刻“蜂窝墓”内所发现的物件所关联。
甚至施里曼在特洛阿斯(Troas)的希沙利克的第一次发掘也没有激起多大反响。直到第二层“焚毁的城市”于1873年出土，同它的工事和器皿、以及发掘者认为是其贮藏的大量金、银和青铜物件一起进入世人的视野后，才在圈内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并且最终跨越了这个圈子获得了普世的影响力。因此，当施里曼三年后来到迈锡尼墓前，所有的灯光都最终聚焦到了希腊史前的这段辉煌时期。发现表明，迈锡尼物件的制造和装饰风格同已知的所有艺术门派都不相同，而且对于“孤立石”和伊阿利苏斯器皿越来越广泛的发现，以及对早期锡拉和希沙利克文物的比对让我们对这一文明空间和时间上的深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人们普遍接受了将荷马笔下的物品和迈锡尼珍品作比照的做法，同时，无疑显示了《伊利亚特》中的文明是其祖先迈锡尼人的遥远遗产。
施里曼于1878年重新开展了对于希沙利克的工作，并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底面地层的知识，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吕底亚”城市第六层所包含的爱琴遗物，直到1879年起担任施里曼助手的多普费尔特博士(Dr. Wilheim Dorpfeld)于后者去世之后对希沙利克继续进行的研究，才抓住了这一点。不过在施里曼1884年对于梯林斯上层的发掘已经使人们对史前的日常生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的这一贡献两年后由特松塔斯(Christos Tsountas)在迈锡尼宫殿的发现进一步加深。然而施里曼在梯林斯的工作直到1905年才重新继续，证实了一直被猜想的事情，即在他所发现的宫殿的底下还有另一座更早的宫殿。
自1886年起，所有的发现，包括阿尔戈利德地区之外的坟墓，包括特松塔斯对迈锡尼建筑和小墓葬的持续发掘，以及独立于施里曼所发现的另一座宝库，统统被收集到雅典的国家博物馆。在同一年，许多圆顶墓在不同的地方被发掘出来，包括阿尔基那(Arkina)、阿提卡半岛的厄琉息斯、位于色萨利的沃洛(Volo)附近的迪米尼(Dimini)，泰格图斯(Taygetus)山西侧的坎波斯(Kampos)以及位于凯法利尼亚岛的马斯卡拉塔(Maskarata)。许多墓葬都被盗劫过，但还是留有一些器具。其中最富有的坟墓是1889年于拉科尼亚的瓦斐奥发现的，除了许多珠宝和金匠工艺品之外，还有一对特别珍贵的刻有猎牛场景的金酒杯。此外有一些绘画风格粗犷的碎陶器让人十分困惑，直到对克诺索斯宫殿的发掘之后这个谜团才得以解开。
在1890年和1893年斯泰斯(Staes)在阿提卡的托里库斯(Thoricus)清理出一些不这么富庶的圆顶墓;另一些石头凿出的“蜂窝墓”或墓室被发现于斯巴达、阿提卡的阿斐德纳(Aphidna)、爱琴那(Aegina)、萨拉米、阿尔戈斯赫拉神庙、阿尔戈利德的瑙普里亚(Nauplia)、底比斯附近、德尔斐以及距离色萨利的拉里萨(Larissa)不远的地方。在结束于1888年的雅典卫城发掘中，许多迈锡尼风格的陶器碎片被发掘出来;但是在奥林匹亚却没有任何收获，或许是它们在引起注意之前就被弃置一旁;德尔斐的神庙遗址没有任何明显的爱琴物件。美国人对阿尔戈斯的赫拉神庙于1895年的发掘也无法证明它在史前时期是重要的地址，然而，就像它毗邻迈锡尼的地理位置所提示的，在爱琴时代后期有被居住的迹象。
对史前文物的寻找现拓展出了希腊大陆。一些爱琴中部岛屿，比如安提帕罗斯(Antiparos)、伊俄斯(Ios)、阿莫尔戈斯(Amorgos)、希洛斯岛(Syros)以及锡弗诺斯岛都发现有异常丰富的爱琴中期文物。西兰(Syran)的墓葬系列埋藏着蜷缩的尸体，正是已知在爱琴最典型的发现。米洛斯岛很久以来就以盛产早期物件而著称，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直到1896年英国雅典学院接手，在费拉科庇发现了除了新石器时代以外爱琴文明各个阶段的文物。
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塞浦路斯地图上(如米雷斯—J. L. Myres和李希特—M. O. Richter在塞浦路斯博物馆的编目上所给出的)仅在墨萨奥拉(Mesaor'a)地区附近就显示了多于二十五个的定居点，其中萨拉米(Salamis)附近的恩科米(Enkomi)所得的爱琴贵金属珍品是迈锡尼之外最丰富的。商特尔(E. Chantre)在1894年于弗里吉亚以及普提里亚(Pteria)找到了类似希沙利克所产的无光泽的物件。而随后派往安那托利亚西北的英国考古探险队每一次都能够从偏远的林达库斯(Rhyn-dacus)、桑加利乌斯(Sangarius)以及哈里斯(Halys)等峡谷中带回爱琴样式的陶器样品。
而在埃及，1887年皮特里(W. M. F. Petrie)于卡洪(Kahun)，在法尤姆(Al Fayyum)发现了克里特风格的彩绘陶瓷碎片。1889年他溯尼罗河而上，在阿玛纳山(Tell el-Amarna)幸运地发掘出不少于800件爱琴花瓶。如今在开罗、佛罗伦萨、伦敦、巴黎和博洛尼亚的众多埃及文物收藏中也已经辨认出不少对爱琴制品的仿制之作，这已经足以偿还爱琴文明在之前对埃及艺术欠下的债了。1885年在西顿(Sidon)发现了两件爱琴陶器 [2] ;而21世纪初在巴勒斯坦基金会(Palestine Fund)对于菲利斯丁(Philistines)的发掘中出土了许多爱琴残片，特别是塞浦路斯陶器。
西西里岛东南部自从奥尔西(P.Orsi)对于伦蒂尼(Lentini)附近的西塞尔(Sicel)墓于1877年的发掘以来，已经成为了一个早期文物的源泉，其中有自希沙利克的第二层以来对爱琴装饰主题的持续模仿。撒丁岛也有爱琴文明的遗址，比如在特蒂(Teti)附近的阿比尼(Abini)。西班牙也在加的斯(Cádiz)和萨拉戈萨附近的墓葬中出土了经辨认为爱琴风格的文物。
然而，在爱琴海有一片土地，它的富饶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所有其他的地方黯然失色，这个地方就是克里特。它的丰富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它就是爱琴文明的源泉，并且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政治和社会中心。1885年伊达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精美的青铜器，然后人们又陆续找到了一些有铭刻的纪念物，例如著名的哥提那法律(Gortyna)，这些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不过第一批被确认为爱琴文物的是1878年卡罗恺利诺斯(Minos Kalokhairinos of Candia)在克诺索斯发现的一些物件。继而哈尔布赫尔(F. Halbherr)在墨萨拉(Messara)南部平原的发掘工作也很有收获。施蒂尔曼(W. J. Stillman)和施里曼在克诺索斯进行了不太成功的尝试，最后还是阿瑟·埃文斯在1893年走进了历史，他在继后的几年内游历了整个岛屿，收集了零星的一些意义不详的材料，使他慢慢感觉到重要的发现即将到来。他也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而预期能够发现书写的文字，而在此之前没有人指望能在爱琴文明里找到这种东西。最终的突破出现在1897-98年，克里特文明终于向人们揭开了它的面纱。
因此，当今这里所称的“爱琴地区”已经扩大到了包括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在内的爱琴海群岛、希腊半岛以及爱奥尼亚诸岛以及西安那托利亚。仍需要证据来加入马其顿和色雷斯海岸。它的分支可以延伸到西地中海地区，西西里、意大利、撒丁那以及西班牙，以及东地中海地区，包括叙利亚和埃及。而对于昔兰尼卡地区还需更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