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宣州知州群体研究展示了脉络纵横、文治风范的特点。作为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宣州知州们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治理能力，为当地带来了繁荣昌盛的局面。他们在文治上展现了高超的才华和领导才能，为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兰天《宣城历史文化研究》第227期
第三章 宣州知州的群体作为与类型研究五、吏能善治的宋代宣州知州
（一）沈括
沈括（1031～1095） ，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宋代浙江杭州人，是宋代著名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在治理州郡上吏能善治，采取了多项措施发展地方农业经济。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进士，通过整理沈括的为官履历，可以发现在任宣州知州期间，是沈括官宦生涯的重要节点，离任宣州知州后，由于乌台诗案及其指挥西北战事的惨败，直接导致沈括仕途的挫折乃至终结。沈括在宋皇祐六年（1054）以父荫入仕，任海州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初入仕途的沈括积极作为，在沭阳任上，修筑渠堰，开发农田，就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组织几万人力修筑渠堰，不仅解除当地民众的水患，而且开垦出良田七千余顷，改变了沭阳的农业面貌，颇有政绩。
宋嘉祐六年（1061）时，沈括调任宣州宁国县令，在任宣州宁国县令期间，积极倡导并主持修筑在宣州（今安徽芜湖地区）的万春圩工程，开辟出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良田一千二百七十顷，并撰写《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著作。
嘉祐八年（1063），三十三岁考中进士，被任命做扬州司理参军，掌管刑讼审讯。治平三年（1066），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运动，沈括积极参与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熙宁五年（1072），兼任提举司天监，职掌观测天象，推算历书。接着，沈括又担任了史馆检讨。熙宁六年（1073）做集贤院校理。因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有机会读到了更多的皇家藏书，充实了自身学识。在此期间，沈括撰写了《浑仪议》、《修城法式条约》和《营阵法》等著作，并多次出使，视察多地。熙宁八年（1075）沈括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出使契丹交涉划界事宜，获成而还。在出使途中，他绘记了辽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制成《使虏图抄》，上呈于朝廷，供朝廷在规划对契丹的国家战略中使用。熙宁九年（1076），沈括任翰林学士，权掌三司使。当王安石变法失败，沈括因为受到牵连，以及诗案败露等原因，照例出知宣州。
熙宁十年（1077），沈括出任宣州知州，在担任宣州知州期间，积极从事治水救灾，提升发展了宣州地区的水利事业，另外在宣州及各地的治水经验也为其著述提供了丰富资料，其在宣期间，最为突出的政绩为水利工程的建设。在上任宣州知州前，就具备丰富的水利建设经验。如熙宁五年（1072），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为了整治汴河，沈括亲自测量了汴河下游从开封到泗州淮河岸共八百四十多里河段的地势。采用“分层筑堰法”，仅用四五年时间，就取得引水淤田一万七千多顷的成果。同时，沈括在进行水利建设时，对地势高度的计算，其单位精细到了分寸之间。
后在元丰二年（1079），爆发乌台诗案，沈括因政治立场不同，曾出面指责苏轼。元丰三年（1080），为抵御西夏进攻，改知延州（今陕西省延安），沈括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元丰五年（1082），升龙图阁直学士。但不久又因与给事中徐禧、鄜延道总管种谔、鄜延道副总管曲珍等人贪功冒进，不听随行内侍李舜举劝告，在死地筑城，酿成永乐城之战的惨败，损失两万大军，民夫无算，高永亨、李舜举等壮烈牺牲，并使得平夏城大捷后良好的国家统一形势被葬送，此次战事失利，沈括虽非首罪，但他负有领导指挥不当之责，加之在战役中救援不力，因此被贬为均州（今湖北省均县）团练副使，随州安置，从此沈括的官宦生涯，形同流放，其政治生命宣告完结。
沈括与宣州渊源深厚，其兄沈披曾为宣州宁国县令。嘉佑六年（1061），沈括到宣州任职，辅助时任宁国县令的胞兄沈披管理治水工程，时年三十岁。熙宁十年（1077）七月，沈括受劾贬官，以集贤院学士出知宣州。来去之间，无论是为官还是做客，沈括凭其渊博的学识及自己在水利、地图学、医药学等方面的研究，为宣州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宣州期间，他将从事财经工作的颇多心得要言不烦地记录下来，成为今天分析当时社会经济现象的第一手资料；在宣州沈括继承其兄沈披的治水工程建设，开发改造圩田，发展农业，提高了宣州地区的粮食产量。作为文人，写下了诸如《游山门》、《稽亭山三天洞》等脍炙人口的诗词文赋，推动了宣州一代“文风昌盛”；他提炼民间经验，试制成“秋石”，同时还将自己在宣州、宁国的一些见闻记录在《梦溪笔谈》里，如“枳首蛇”等。
在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沈括在王安石罢相后，向新任宰相吴充提出了自己“差雇并行”的观点，吴充又将他的建议奏呈宋神宗，遂诏司农寺相度。侍御史知杂事蔡确上书，指责沈括“首鼠乖刺，阴害司农法” ，对沈括的言行进行弹劾。他说：“括为侍从近臣，既见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明上章疏，而但于执政处阴献其说；兼括累奉使察访，职在措置役法，是时但欲裁减下户钱，未尝言复差徭。今非其职而遽请变法，前后反覆不同。” 蔡确列举的沈括罪状主要有三条：一是，对役法有看法不直接上书皇帝却私献与宰相，此为依附大臣，“巧为身谋”。二是以前只建议裁减下户役钱，现又主张恢复差役，此为“反覆”。三是，身为三司使，却插手司农寺的事务，此为“越权”。在列举出沈括的三大罪状后，蔡确又进一步指责他“自主计以来，一无所补。其驭下则取悦而已，其事上则观望而已。中外之所共传，圣明之所尽照。”
当宋神宗将蔡确的弹劾奏章转给沈括后，沈括立即上书待罪请求处罚。而这时的宋神宗虽然心存不满，但也没有对他完全失去信心，决定让他依旧任主计。蔡确见神宗并无责难沈括之意，又再次上书，希望神宗“去邪屏奸，断在不疑，正括之罪”。在此情形下，熙宁十年（1077）秋七月初九，神宗颁诏：罢沈括为起居舍人、集贤院学士、知宣州。诏书曰：“具官沈括，朕自拔擢，置之侍从，创法立制，汝皆与闻。而始不熟计利害，终则挟持浮说，进退希旨，反覆异言。腹心如此，朕何望哉！黜守方州，职兼书省，犹为恩贷，往自循思。” 诏书指责沈括“挟持浮说，进退希旨，反覆异言” ，指的就是他在免役法上的态度变化。
元丰元年（1078），在沈括被罢知宣州一年后，对沈括颇存眷顾之心的宋神宗决定任命他为知制诰、知潭州。这次又是蔡确上书指责沈括“反覆附会”，认为此前对沈括的处罚已经过轻，现在却“不逾岁复列侍从”，十分不妥。朝廷颁诏“前降指挥更不施行”，沈括仍旧为起居舍人、知宣州。第二年七月，又诏：“起居舍人、集贤院学士沈括复龙图阁待制。” 在元丰三年五月，宋神宗任命沈括知审官西院，想把他召回朝廷负责閤门祗候、大使臣以上武官的磨勘与差遣等事，却再次因为大臣的反对而寝成命，这次起来反对沈括的是御史满中行。几天后，神宗又改命沈括为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把他调到了北宋与西夏作战的最前沿。
尽管神宗几次想重新启用沈括都因为蔡确、满中行等人的竭力阻扰而不能如愿，然而我们从上述的记载中不难看出神宗对沈括的态度并没有因他的“反覆”而出现太大的转变。《东轩笔录》载：由于沈括向新宰相吴充密陈免役法不便，“上始恶括之为人。” 这与史实并不相符合。
沈括在知宣州任上待了近四年的时间，是他政治生涯的低谷期。宣州对于沈括来讲并不陌生，早在嘉祐（1056-1063）年间，沈披任宣州宁国县县令时，沈括就曾客居于此，为的是能专心研习儒业，积极准备参加来年的科举考试。学习之余，沈括游览了当地的一些名胜古迹，留下诸多诗赋。沈括见证了沈披等官员，征调一万多名民工新建万春圩的经历，并写下《万春圩图记》一文。十四年后，沈括被贬知宣州，故地重游，内心却凭添了一分沧桑感。在宁国作《十松亭》一诗，抒发自身的郁闷，诗中写道:“欢然相对默终日，意得那须言强多。我身未得从心老，嗟尔系此成蹉跎。”但是，沈括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朝廷，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负。其在《游山门寺》一诗的序言中言：“为宜今之人必至于乖谬龃龉，才智不合于时，去无田畴百工之事，以归其身，而后逶迟偃蹇，肆傲于山林水石之间；悠然遐观，思古人而终身焉。然于进退之决，予未能如彼其果也。要无所用其身而寓之外物，登临望远，激流泉之清波，翳茂树之繁荫，则予将有遇焉。”
沈括在序文中坦言，自己虽然被贬知宣州，仕途遭遇坎坷，却仍然不能像其他士大夫那样就此隐退山林，终日寄情于山水之间。沈括仍然希望能够出现转机，再次施展抱负与才智，进而成就一番事业。在《谢复起居舍人充龙图阁待制表》中，沈括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惟许国之心，灰朽未忘于自奋，分没身于散地，甘绝意于亨衢，钧播无垠，不能喣咻于既坠。宸恩横被，超然振擢于无阶。不使自弃于难值之辰，尚冀收功于将尽之日。”
从沈括一贯的为官表现，及其“尚冀收功于将尽之日”的誓言，在宣州知州任上，他一如既往地本着认真务实的精神，出色的完成自身本职工作，沈括每到一地，都要到基层进行考察，为的是更好的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百姓疾苦，有针对性的提出各项治理措施，其在宣州留下了最为称道的当属水利工程的建设，惠及当今的宣州农业的发展。离任宣州知州后，由于在西北战事中沈括指挥不力，宋军战败，言官多次弹劾，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沈括也未再得皇帝器重。元祐三年，沈括移居到润州，购置园地，隐居于此，加以经营，名为“梦溪园”，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去世。沈括一生著作多达几十种，除《梦溪笔谈》外，另有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和医药著作《良方》等。《宋史》评价沈括为：“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蔡确对沈括的评价是：“首鼠乖剌，阴害司农法。”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沈括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和“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无论如何评价沈括，其在宣州知州任上为宣州地区的水利发展做出了贡献，为宣州地区水患的安宁，农业的发展，百姓的福祉谋得了成效，得到了宣州百姓的认可。
（二）魏良臣
魏良臣（1094—1162），字道弼，崇教乡南塘人，是南宋早期的一个政坛风云人物，少年时进入建康郡学，与秦桧、范同、何若、段拂等人为同舍生，此后五人后皆位至宰相，享年六十九岁。在宣州知州任上近一年的时间，魏良臣吏能善治，将自身多年积累的丰富为政经验，在宣州任上得到贯彻施行，在宣州留下了为官嘉誉，其魏氏一族在宣州亦传承至今。
魏良臣少年时就心怀报负气质瑰伟，少游郡学归，母病已殛,魏良臣割股为糜以进，下咽即安，阊里称孝。魏良臣初入仕途就表现出善于治理州郡的施政能力，提倡“孝悌”“仁义”“名节” ，以儒家士大夫的理念善治地方。在北宋宣和三年（1121）魏良臣二十五岁登进士及第，时为丹徒尉，皇帝诣阙投匦，魏良臣函伸太学陈东之冤，天下以魏良臣高义为世人所了解。后调严州寿昌令，以县的治理最嘉闻名诸县，皇帝下召在朝廷对答甚得皇帝之心，除敕令删定官，迁吏部郎官。当时金人进犯高邮，正当需要选择恰当的人出使与金人讲和，宋高宗曰：“魏良臣颇有气节,宜往” 。出使返还回朝，旧相去国，廷议不协，丐以辞归，魏良臣居家闲废累年。宋高宗念之，让他担任礼部郎官，迁左右司、检正。秦桧当国，欲畀以言职，魏良臣力辞。正当此时金人败盟，宋高宗擢魏良臣为吏部侍郎，奉命出使金国，兀术率领精锐之师以惧宋朝来使，魏良臣从容不慑，与金人反复详辩，迄定初议，在这次与金人的和议中，魏良臣功不可没。
在任宣州知州前，魏良臣与秦桧素来不和，在政治上分歧严重，直接导致秦桧当政时，魏良臣长期得罪里居，直到秦桧死后，魏良臣才以参知政事出仕。陈亮《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状》载：“转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添差权通判宣州，转朝散郎。时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尝以事忤之，魏公不堪，公不为动，良臣由是知公。秦桧死，魏良臣入参知政事，奏除公两浙提举市舶公事。” 可见魏良臣与秦桧之间的矛盾。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八日，魏良臣以敷文阁直学士参知政事，参与国家大政，此时他采取多项措施，整治朝纲：“一为出衣冠之囚；二是释变瘴之冤；三起淹抑；四斥奸回；五修军政；六罢冗员；七节浮费。” 平反了一些冤案，改变了朝廷风气，加强了军事力量，淘汰一部分冗员，取得一定成效。后魏良臣与秦桧不和，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罢参政，以左中大夫出知绍兴府，历知绍兴、宣州、潭州、洪州等地知州 ，绍兴二十八年正月，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宵宫知宣州，移家宣州。是年九月二十五日，改知潭州。在宣州知州任上，继续秉承整治朝纲时的政治治理措施，宣州的官场风气为之一变，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二十日，改知洪州，在洪州知州时卒于任，朝廷赠光禄大夫，建康郡开国侯，食邑千三百户，实封二百户，“谥敏肃” 。
魏良臣出生于高淳县（今南京市高淳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元代所修《宋史》并未给他立传，其一生事历，只能凭藉地方志和其他史藉的记载，才得以了解其大概情况。作为一代名臣，在任宣州知州任上多有作为，并且移家宣州，元代所记魏氏事迹最为周详，后世方志，有光绪《溧水县志》﹑光绪《宣城县志》以及民国《高淳县志》均所记魏良臣事多据元志移录。
魏良臣一族可谓是官宦世家，在宣州宋代以后留下了魏氏家族长达数百年的传承，形成了宣州地区的文化世家，其魏氏一族，在宣州代有人才出仕。魏良臣其父亲魏枢为官赠少傅，母林氏，赠庆国夫人，皆卒葬于宣州昆山乡，魏良臣祖父魏觉，赠太子太傅，祖母陶氏；妻赵氏，封秦国夫人，卒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十月。有三子：魏伯友、魏仲恭、魏叔介。魏仲恭字端礼，曾辑朱淑真《断肠诗集》，并为之作序，为当时名士鲁察之婿。魏叔介字端直，即韩元吉为作墓志铭者，卒年仅三十八岁。女婿胡长文，字元质，仕甚显，尝直史笔，掌内外制，知贡举，留守建康，制置成都。魏良臣弟魏信臣，官右承直郎，当时著名诗人范成大，范成大访妻父于高淳宣州之间，魏良臣得识范成大“一见以远大期之”。魏良臣不为官时长期的里居之地即为宣州，魏良臣次子魏仲恭淳熙九年辑朱淑真《断肠集》成，作有序，亦自署曰“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 ，可见魏良臣及魏氏家族长期移居宣州，并死后归葬于宣州。
魏良臣出知宣州，其一心为公，积极践行着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念，整治官吏，为百姓谋福祉。另一方面，魏良臣的遗风惠及宣州魏氏一族，形成了宣州的魏氏文化世家，传承百年而不衰。
治理宣州政绩显著的官员在道德素质、文采、吏能三个方面表现都十分优秀。宋代士大夫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就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追求这一政治理想过程中，不少官员都设法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文化素养，并且在进入仕途后，积极磨练自己治理地方的从政经验即所谓吏能。
综合分析宋代宣州知州的类型，我们不难发现知州作为宋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勤政为民、忠君为国还是击寇抗金、吏能善治，历任大多数知州都能够秉持“治天下治州郡”的政治理想，或许不同的知州有不同的政治作为的表现形式，但对于中国古代士大夫而言，秦汉一统政权的建立实际上让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逐渐失去其自由空间，这种限制融化至宋代，文人士大夫们拥有了更自由的实现政治理想、承担社会责任的空间。宋太祖通过解除重臣兵权，分割宰相权力，实行官职两分、兵将分守，及武事文任、优遇文士等等措施，将国家权力收归君主控制，建立起空前的集权专制政治，大力重用文人士大夫，这些举措宋代士大夫们看得很清楚，如朱熹所云：“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国家权利收到皇帝的手上，为防范武将，皇帝则采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策略。宋代通过完善科举考试体制，以往传统世家大族的宗族群体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日渐沦替乃至丧失，通过科举进士出身的知州士大夫们，以更为独立的人格参与政治。
宋代知州正是在如此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观念中施政才华，积极作为，为国为民承担责任。宋代人则比较崇尚名节大义，讲求出处行藏。按理来说，宋代知识分子既然已经失去了抵制权力侵袭的空间，本该表现出一种十分萎缩的人格特征，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观有宋一代———尤其是中期以后，宋代知州士人少有恂恂唯唯之态者，相反，他们身上不乏孟子所谓那种不屈不移的光辉。他们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强烈责任感，有“左右天子，不动如山”、“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这种面对君权的独立意识，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样的博大胸襟。宋代知州群体与士人文化为后人所仰慕，不止因为它独具特色的哲学、文学、艺术及科学发明与创造，同时还包含了宋代文化士人的精神风貌，为民族为国家所具备的政治理想与气节，亦为后人所敬仰，怀斯感念。
六、结论纵观宋代，地方政治体制由府、州、军、监构成，可以说上情能不能下达，下情能不能上达的关键就在于府、州、军、监，在这其中州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州之知州不仅掌管民政、军政，而且还负责把自己任内的作为向上汇报。这就充分发挥知州的上传下达的作用。宋太宗曾说：“朕选用群财,分领众职,虽九品之贱,一命之微,未尝专望于有司。必须召对于便殿,亲与之语,以观其能。”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地方亲民官的重视，进而知州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宋代作为一个没有实现全国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管辖范围也并不小，统治者在面对如此庞大的疆域时，难免会觉得力不从心。这样一来，就会对与统治稳定、长久关系密切行政区域进行特别的关注。宋代宣州无论在江南东路还是放之全国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域。在经历唐末、五代长期的战乱之后，北方的经济，尤其是关中地区呈现出经济、政治、文化不同程度的衰落，关东地区也没有以前的经济活力。随之而来的是江南地区的崛起，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开始逐渐超越北方地区。宣州地处江南，其自身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重要性也是与日俱增。北宋定都于开封，北方经济已经不足以支撑整个京都地区的消费，这样一来无论是粮食还是赋税都大大的依靠江南地区。南宋定行在与杭州，宣州更成为行在临安的北线防御的门户，军事和物资的重要据点，这样一来的话，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官对于宣州来说乃至于整个宋王朝的安危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代宣州知州为政期间，非常重视对民情风俗的调查和了解，经常深入民间，明察暗访，关心民众，表现出与历代官吏不同的作风。由于他们经常深入民间，对于民间疾苦有亲身体会，因而对于那些蠹政害民的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澄清吏治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如范仲淹的好友吴遵路知宣州时亦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从民为邦本的精神出发，指出欲求安民、富民，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首先重视地方吏治建设，加强军队发展，抵御外敌。在担任参知政事期间的魏良臣首先把整顿吏治视作改革中的急务，去冗员，决冤狱，毫不留情地将地方上的一批贪残之辈罢了官。“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安民之道”的余良肱，更是主张用法律手段，把那些蠢政害民的贪官污吏“驭之以束缚事无大小，一切以法绳之”。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量做些兴利除弊的好事。如沈立在宣州，“贷谷于民，立息以偿，解茶禁，兴学校，严保伍，行通商法”，并“起堤堰，决陂圹，为水陆之利”，邑人受益。沈括知宣州时，为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岁免于死亡，曾大治沟洫，兴修圩田，救治水灾。刘安节任地方官时，每到一地积极讲求荒政，以备荒年救恤贫民。
综上所述，可以考察出，宋代宣州知州的为官精神，不仅仅以忠于皇帝朝廷，捍卫一家一姓利益为宗旨的历史局限，而且表现出对国家对民族利益，及民众疾苦的人文关怀。这种精神，主要凸显出一种自觉的对百姓、对社会及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是春秋战国时代发展而来的“爱民”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及其“以道自任”的实践精神。宋代知州士大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忠于国家、忠于社稷、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精神，进退皆忧、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乃至康国济民、关心民生的社会责任感，都是知州群体精神的鲜明体现。从公元前109年起，宣州在两千年间，历为郡、州、府的治地，山川秀美，人文汇粹，自古为江南的上州大郡、名区奥壤，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军事上都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作为皖南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通过对宋代宣州知州一方行政长官行政作为的研究，可以为今后的区域文化史及地方政治制度研究有所裨益。
（ 作者江苏省昆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苏州科技大学专门史研究生，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会员）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