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苏辙，一对兄弟知己，历经患难与共。苏轼以豪放豁达，苏辙以温和谦逊，二人相得益彰，互相补足。他们在抗辱不屈、抗议权贵的道路上同舟共济，共同谱写出一曲曲令人动容的友谊之歌。身处风波之中，苏、苏兄弟仍然相互扶持，共同携手走过困难与挫折，展现出深厚的情谊与无私的友爱。他们的故事，永远留在历史长河中，为后人传颂不朽的友谊之情。
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与他的命运休戚相关，那就是他的好兄弟苏辙。对于豁达豪放而又极重感情的苏轼来说，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是他生活的精神支柱和创作源泉。除了妻子和孩子之外，苏轼与弟弟苏辙手足间的同胞之情也同样感人至深。苏轼与苏辙的感情甚深，在仕途上，他们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在生活中，他们相互照应，时时记挂着对方；在文学上，他们互通有无、切磋琢磨；在精神上，他们相互慰藉，惺惺相惜。他们的手足之情成为文学史上流传千古的佳话。
01
苏氏小妹 托情面生
苏洵共有三男三女，苏轼排行第五，苏辙排行第六。长子景先在苏轼出生后的第二年就夭折了，苏辙的诗上说：“兄弟本三人，怀抱丧其一。”(《次韵子瞻寄贺生日》)据苏洵《极乐院六菩萨阁记》上的记载推算，长女大约出生不久，便于天圣六年(1028)夭折。次女于庆历五年(1045)，苏轼十岁那年去世，死时应在十二岁左右。幼女八娘十六岁时嫁给舅父程溶之子程正辅。婚后程家待她很不好，八娘心情抑郁，嫁过去不到两年，就于皇韦占四年(1052)病逝。八年后，苏洵还写了一首长诗《自尤诗》，沉痛叙述八娘被程家虐待的详细过程，诗中写道“当时此事最惊众，行道闻者皆酸辛”，通过描写旁观者对八娘遭遇的不平，表达出痛失爱女的悲愤之情。苏家与程家还因此不相往来长达四十年，直到苏轼谪居惠州之时，才与当时担任广东提刑的前姐夫程正辅逐渐融洽了关系。
也许有人要提出质疑：苏轼不是还有一个学识了得、才智过人、幽默俏皮的妹妹吗?她不是还嫁给了苏轼的学生秦观吗?没错，在民间的传说当中，苏轼是有个妹妹叫苏小妹，关于她与秦观结婚时“三难新郎”的逸事，最早的记录是在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小说集《醒世恒言》，这篇小说题为《苏小妹三难新郎》。故事说在新婚之夜，苏小妹给新郎秦观出了一个上联——“闭门推出床前月”，意思是我关上门、推开窗，看到一轮明月照到了床前。苏小妹让秦观对出下联，否则就不准进洞房。秦观虽是个文思敏捷的才子，但此刻心中焦急，在门外徘徊沉吟了许久，还是无法对出下联。苏轼一看妹夫如此为难，就想帮他一把，但又不好直接说破，于是从旁偷偷捡起一块小石头，扔到院中的池塘里。秦观听见这“扑通”一声，就如修禅之人得到了当头棒喝一般，立刻被激起了灵感，下联就对出来了——“投石冲开水底天”，这下可真对得工整而巧妙！水里不是有星星、月亮的倒影吗？水里也有另外一个天空啊！那不就是“投石冲开水底天”?这样新郎就获得进洞房的权利了。这是个多么有趣的故事啊！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事实上苏轼并没有什么妹妹；那位才高八斗、机敏过人的苏小妹也也是后人杜撰的。首先，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常有书信往来，现存的就有好几百封，在这些书信中，既没有提到他们有一个妹妹，也没有提到过秦观和他们苏家有什么亲戚关系。除此之外，苏轼朋友们所写的书信以及他们的笔记里，也从未提到苏轼兄弟还有个妹妹苏小妹。最重要的是，苏轼和秦观第一次见面是在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当时苏轼四十二岁，任徐州太守，秦观赴京赶考，途经徐州，特来拜谒苏轼。时任徐州教授的陈师道记录了秦观第一次拜见苏轼的情景：“杨秦子过焉，丰醴备乐，如师弟子。”（陈师道《秦少游字序》)当时的秦观已经二十九岁，而且早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就已娶妻，他的夫人徐文美是曾任潭州宁乡主簿的徐成甫的女儿。秦观在《徐君主簿行状》中写道：“(徐成甫)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以文美妻余。”在所有关于秦观的史书、笔记中，也无任何有关秦观曾与苏姓女子结婚的记录，由此可见，苏小妹与秦观婚配之事实是小说家之言而已。
除了“三难新郎”之外，民间传说中还有许多关于苏小妹的轶事，而且都是异常的生动有趣。故事中的苏轼常与苏小妹斗嘴，两人互相嘲弄取乐。有一次，苏轼取笑苏小妹说：“未进门前三五步，额头已到大堂前。”意思是你的脑门儿特大，进门刚走两三步，额头先到客厅了。苏小妹也不甘示弱，反讥苏轼：“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尚未到腮边。”意思是你去年掉的一滴眼泪，至今还没有流到腮边，取笑苏轼的脸特别长。兄妹俩的对子不但机智入神，而且幽默有趣，成了妇孺皆知的佳话。
可是，既然史实中并无苏小妹其人，那么，为什么在小说家笔下和民间传说中会出现一个如此栩栩如生的苏小妹形象呢?其实，传说中才气超群的苏小妹也绝非凭空而来，苏小妹的原型应该就是苏轼的三姐八娘。苏洵在纪念八娘的《自尤诗》序中说：“女幼而好学，慷慨有过人之节，为文亦往往有可喜。”诗中还说：“余家世世本好儒，生女不独治组紃（xún，饰履的圆形饰带，指女工)。读书未省事华饰，下笔亹亹(wěi，勤奋不倦)能属文。”可见，苏洵教女和教子的方法是没有差异的，苏家的女儿没有跟从流俗专攻女工针黹，而是秉承尊儒好学的家风，自幼学习诗书文章。因此，苏八娘也和她的两个弟弟一样，从少年起就聪慧能文，并有男儿般的慷慨气节。人们乐于传诵种种虚构的苏小妹的故事，并安排她与秦观的浪漫姻缘，也许是出于对苏八娘不幸遭遇的同情与惋惜，以及对苏洵三次丧女之痛的深情慰藉。
此外，只要我们认真总结一下苏小妹身上的特点就会发现，她的性格脾气跟苏轼太相像了！苏小妹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喜爱出一些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文学难题，向兄长和朋友亲人问难。总是给那些风流才子、文学青年们出一些机智有趣，又颇有难度的文学急转弯，而这正是苏轼乐此不疲的文字游戏。在后人的心目中，像苏轼这样一个智慧、风趣的人物，应该有着许多美好的奇闻逸事，但是一些道听途说的故事又不好直接安在苏轼身上。所以，那些作者认为，苏轼应该有一个同样可爱、聪明而风趣的小妹妹，这才便于把有关的奇闻逸事演绎出来。就因如此，一个文学人物形象的苏小妹诞生了。
事实上，苏小妹就是苏轼的一个美丽的倒影，苏轼的形象在她的映衬下，显得愈发生动、亲切和有趣。这也许正是苏小妹的意义所在。
02
敏兄笃弟 文坛双璧
苏轼与苏辙既为兄弟，亦是知己，两人一生相伴、诗文酬唱、患难与共。
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出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比苏轼小三岁。苏轼苏辙兄弟相知相勉的一生，堪称中国文化史的传世佳话。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史上，虽有不少富有才华的兄弟或者父子，如“三张”，即西晋诗人张载、张协、张亢兄弟，再如“二陆”，即西晋陆机、陆云兄弟，再如“三曹”，即魏晋建安时期著名诗人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等。但如苏轼兄弟一般，一同为当世的大文学家，一同在政坛上大放光彩，一同经历宦海沉浮，彼此志趣相投，又都视对方为知己的兄弟，实是绝无仅有。这种可贵而难得的手足之情，为苏轼兄弟的人生增添了无限的精彩。
苏轼苏辙之间的深情厚谊，是在从小一起读书、一同成长的过程中培养而来的。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写道：“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幼而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寒暑相从，逮壮而分。”他们俩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日日在一起刻苦攻读；学成之后又跟随父亲出川，一起考进士、应制举，双双得中同榜进士、同榜制举，一直到入仕之后才不得不分开，开始了聚少离多的生活。他们不仅是兄弟，也是同窗知己，在同一个文化层次上成长。在苏辙眼中，苏轼的身份是兄长更兼师长，“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对兄长的依恋信任之情溢于言表。苏轼也把懂事持重的弟弟当作挚友看待：“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初别子由》)
苏轼兄弟在文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黄庭坚对他们有“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的赞誉。苏轼的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词之豪放一派。而苏辙沉稳执着，老成持重，文章虽“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淡泊，道逸疏宕”(茅坤《苏文定公文钞引》)，亦是自成一家。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秋，苏氏兄弟服完母丧，由苏洵带领从四川移居京城。一路上山川之秀、人文之美令父子三人“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轼《南行集前叙》)，作诗百余篇，后结为《南行集》。其中，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有大量的同题诗作，显露出二人杰出的诗歌才华，也显示出兄弟二人的不同才性。例如，经过岷江边的村落“牛口”时，苏轼兄弟二人都以《夜泊牛口》为题作诗。苏轼诗云：
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
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
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
煮蔬为夜餐，安识肉与酒?
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
儿女自咿嗄，亦足乐且久。
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
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
谁知深山子，甘与麇鹿友。
臵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
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黄昏时分，夕阳西下，长江岸边有座小小的牛口村，村民们三三两两地靠在柳树旁。樵夫在笑嘻嘻地向客人们兜售着柴禾。这里的村民虽然无酒无肉，破壁败屋，却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伦之乐。在苏轼的笔下，乡村虽然潦倒贫穷，却呈现出陶渊明诗中特有的清贫恬静的田园生活氛围。在诗歌的结尾，苏轼表达出留恋乡野生活的愿望。苏辙的则是：
行过石壁尽，夜泊牛口渚。
野老三四家，寒灯照疏树。
见我各无言，倚石但箕踞。
水寒双胫长，坏裤不蔽股。
日暮江上归，潜鱼远难捕。
稻饭不满盂，饥卧冷彻曙。
安知城市欢，守此田野趣。
只应长冻饥，寒暑不能苦。
同样的村落，同样的人物，在苏辙笔下却显得萧瑟荒凉、穷愁凄苦。与苏轼的诗相比较，苏辙的诗更注重细节的写实，更具有一种质朴厚重的生活气息。它没有苏轼诗歌那种安贫乐道的氛围，却充满了对民生疾苦的关爱与悲悯。
苏洵曾撰写的《名二子说》就从取名的角度，比较了苏轼苏辙二人在性格上的差异。他指出，苏轼的缺点是“不外饰”，这样的性格必然使他一生遭遇波折磨难；而苏辙则“善处乎祸福之间”，这样的性格常能让他免于灾祸。父亲的评价恰是苏轼兄弟一生命运的准确注脚。苏轼和苏辙兄弟俩都非常欣赏对方的才华，他们互相的评价往往最为中肯。
苏辙非常敬重自己这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哥哥。苏辙在为兄长所作的墓志铭中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在祭祀嫂夫人的文章中也说：“辙幼学于兄，师友实兼。志气虽同，以不逮惭。”(《祭亡嫂王氏文》)他认为苏轼不仅是自己的兄长，更是自己的老师，自己的诗文成绩不如兄长。
苏轼则认为兄弟二人各有所长，弟弟苏辙也有胜出自己的地方。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写道：“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认为苏辙的文章胜过自己，但世人并不了解这一点，这是因为苏辙为人低调，所以他的文章风格也很低调。其实他的文章一唱三叹，汪洋淡白，很有秀杰之气。事实也的确如此，苏辙擅长各种文体，尤以策论最为出色，其文纵横捭阖，雄辩宏博，说理透辟，感染力极强。苏辙的记游之文清新明快，刻画入微，也有很高的成就。
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虽然彼此欣赏，但从不互相吹捧，反而常给对方提意见。苏辙屡屡指出兄长口无遮拦，容易招致祸患。对苏辙的缺点，苏轼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他认为苏辙为人处世的大节毫无问题，但有时候不大注意细节，而这往往却会坏了大事。要注重小节，避免影响大局，这恐怕是苏轼遭逢文字之祸后忧惧心理的反映，是他从自身经历得来的经验教训，以此来劝戒弟弟，自然是十分恳切的。
03
情深意切 志趣相谐
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在诗、文上均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诗文便成了他们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翻开《苏轼诗集》和苏辙的《栾城集》，其中属于兄弟二人寄赠唱和的诗歌均不下百首，诗中有他们对少年生活的珍贵回忆，有他们对彼此的思念和牵挂，也有他们关于政治思想和人生态度的沟通。苏轼几乎每到一个任所，都会寄书给苏辙，晚年遭贬时更是如此。从这些诗词书信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们兄弟之间的情意是那样深厚。其中，苏轼兄弟关于“夜雨对床”的约定是最让人感动的一段佳话。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冬，二十六岁的苏轼带着妻子王弗和二岁的儿子苏迈前往凤翔任官，子由送兄嫂出汴梁，走了百里多路，到郑州西门外才依依话别。这是二十多年来他们兄弟之间的第一次离别，苏轼登上高坡目送弟弟渐行渐远，他第一次感受到人生聚散的无常与感伤，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诗的大意是：当你的身影渐渐远逝，我忍不住登上高坡张望，只见你头上的乌帽在山丘问时隐时现。想着你此刻衣衫单薄，骑一匹瘦马，在寒风残月中独自向前，怎不让人牵念。快乐的人们永远不能理解我的感伤与悲切。无奈的人生总有太多聚散离别，可是我总是担心岁月匆匆，美好、时光难以再现。今天晚上我们寒灯独对，你可曾记得怀远驿中，我们彼此相约的誓言？不知何时我们才能再次聚首？再次凭窗挑灯昕夜雨？荣华富贵不过一时，不值得贪恋，子由啊，不要忘了彼此深厚的兄弟情缘！
诗中“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一句点明了兄弟二人曾有的“夜雨对床”的约定。在与兄长的诗歌唱和中，苏辙有“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逍遥堂会宿二首》)、“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舟次磁湖以风浪留二日不得进子瞻以诗见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赋后篇次韵》)等句，多次提醒彼此曾有的功成辞官的约定。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投入狱，在最为困厄绝望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与苏辙的约定，写下了绝命诗《狱中示子由》：“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在以为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苏轼并未直接抒发自己的悲痛，而是想像自己死后，弟弟将会多么孤单，他也许会在多年后的某个雨夜，因兄弟之间的约定而黯然伤神。
然而人生在世，总是聚少离多。自从和弟弟苏辙一同走上仕途之后，他们经常是天各一方，难晤一面。在最初的时刻，“夜雨对床”这一约定唤起的是兄弟二人对往日美好岁月的回忆，在浮沉不定的宦海当中，这一约定又成为支撑他们走向人生彼岸的精神期待。当他们身处困境，难以挣脱羁绊与牢笼的时候，这一约定又多少带给他们一点精神的慰藉。然而，这个约定最终却没有实现，它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永远存在于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理想之中。苏轼死后，子由将他与王闰之共同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并命子孙在自己百年后，也将自己的遗骸葬于兄长墓旁，小峨眉山处遂有“二苏坟”之称。也许，只有在美好而永恒的天国里，他们的约定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吧。
苏轼苏辙兄弟虽然性格各异，但是他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多于他们的不同之处，他们情深意切的原因，正在于他们的志趣相投。每当遭遇政治困境时，苏轼和苏辙兄弟俩经常为对方开解心中的郁闷不平。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苏辙在陈州(今河南淮阳)做学官。苏轼在写给弟弟的诗中以谐谑的方式抒发愤懑不平之气，排解子由与自己仕途受挫的烦闷：“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帏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戏子由》)陈州古称宛丘，所以苏轼戏称弟弟为宛丘先生。诗的大意是：宛丘先生高大的身材如耸立的山丘，宛丘低矮的学舍如破败的小舟。宛丘先生常常低头诵读经史，偶尔伸懒腰便会撞上屋梁碰破头。在这座漏风漏雨的学舍里，宛丘先生自得其乐，丝毫不在意旁人的讥讽。本诗题为《戏子由》，通篇都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此诗以戏谑为表，却内含悲愤。
苏轼任密州知州时，曾经将一座废旧的城台，修葺成一处“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可以登临远眺的休闲胜地。“雨雪之朝，风月之夕”，苏轼常常与朋友、宾客“相与登览，放意肆志，乐趣无穷”(苏轼《超然台记》)。苏辙永远是哥哥的知音，当他听说之后，特意为这座城台取名为“超然台”，并写了一篇《超然台赋》。苏轼因此名而作《超然台记》，以表明自己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
宋仁宗嘉枯六年(1061)冬，苏轼途经渑池赴风翔府任职，得到苏辙的寄诗《怀渑池寄子瞻诗》，因而和韵作《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人生是如此难以捉摸，生老病死的命运又是这般无法把握。苏轼仿佛看到在茫茫的雪原上，一只鸿雁快速地掠过，偶然在雪地上停留片刻，留下一星半点痕迹，转眼问鸿雁早已不知去向。雪花依然在纷纷飘落，鸿雁留在雪地上的爪印也渐渐模糊，天地间依旧是苍茫一片。其实，这种深刻的人生无常之感正是由于对兄弟难舍难分的骨肉亲情过分执着而引起的，如果这就是人生无常的话，那么我们倒宁可多多地拥有这种宝贵的无常感受，因为这种骨肉亲情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感人至深！
显然，促使年轻的苏轼大发人生无常慨叹的是兄弟之间二十多年的深厚情谊，但是这著名的诗句又恰恰印证了苏轼此后的人生轨迹，他就像那只随处飘零的鸿雁，在大宋王朝的山水之间都留下了艰辛的足迹，也留下了智慧幽默的精彩人生，最后又回归到茫茫的自然中去。
林语堂先生曾说：“往往为了子由，苏轼会写出最好的诗来。”苏轼和苏辙兄弟之间的情谊，在诗文交往、政治磨难和生活的曲折中，上升为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文情感、人文情怀。
04
患难始终 休戚与共
苏轼与苏辙是同科进士，同一年考中制举，同为北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同列于“唐宋八大家”之列。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基本相同，因此共同经历了仕途的辉煌时刻，也共同遭遇了政治的低谷阶段。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辙曾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助手、变法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吕惠卿政见不合，很快被排挤出来，又因上书批评新法，几乎被治罪。熙宁三年，苏辙外放出任陈州学官。从此苏辙便不再议论新法短长。这种处世原则，是苏轼无法模仿的，因为这与他的个性太不符合。对苏辙的性格，“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末在《明道杂志》中曾说：“某平生见人多矣，惟见苏循州(辙)不曾忙……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意思是说苏辙的性格趋于沉静内敛，遇事稳重，思维周密。正因为性格稳重，虑事周全，情绪不冲动和不张扬，苏辙比苏轼更适合做官，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人际关系中，他不会冒冒失失地闯祸。因此，在党争激烈的政治环境中，苏辙虽然身处政府要冲，位高权重，但所受政敌的攻击，反比苏轼轻。
相反的，苏轼则性情外露，他考虑问题很少深思熟虑，一般都是想到什么就说出来，心中藏不住任何不满不同的意见，因为“话之在口，如蝇之在喉”，如果忍气吞声则是辛苦自己，但说了出来，则会得罪别人。苏轼两相权衡，还是决定“与其逆己，不如逆人”，所以还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正因为如此，苏轼才会在一轮轮的政治斗争中反复起伏，历经了太多的波折与苦难。
苏轼和苏辙虽然性格各有特点，但是两人都具有独立不惧、刚正不屈、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格，而且无论在多么艰难险恶的环境之中，彼此始终互相关照、休戚与共。苏辙一生都在为苏轼过于情绪化的性格和一张无遮拦的嘴担心，他不止一次地奉劝哥哥要少用诗歌讥讽时事，与不了解的人打交道要注意提防。但当苏轼因文字得祸以后，他又是不遗余力，四处奔走，向皇帝说情，动员各种关系营救苏轼。在这方面苏轼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总是让人操心的弟弟，苏辙倒成了经验丰富、善于处理棘手之事的兄长。
“乌台诗案”爆发前，御史台派出干将皇甫馔去湖州逮捕苏轼。苏辙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做了两件事情，第一，连夜赶写一份奏章，请求朝廷解除自己现任官职为兄长赎罪。第二，立刻派人飞马赶往湖州，希望赶在皇甫馔到达之前通报消息，让苏轼有个心理准备。因为此事，苏辙被朝廷以“漏泄禁中语”贬为筠州酒税，就是管理盐酒税务的小官。
苏轼被贬黄州后，苏辙也将到筠州贬所。苏辙心知这次兄弟二人同遭贬谪，也不知何时才得以再见，于是特意与女婿文务光奔驰二百余里前来陈州(今河南淮阳)为兄长送行，其实此时的苏辙本因俸少口多，已经穷困到“明日无晨炊”的窘境。自从苏轼入狱之后，他又奉养嫂侄长达一年，早已债台高筑，但他仍然亲自将兄长的家眷护送至黄州后才奔赴筠州。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苏轼被调往朝中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此时苏辙已经位居尚书右丞。兄弟同居高位，必然遭人忌恨。因此，奉诏当天苏轼便写了一道辞免状，请求继续外任，并于四月、五月先后上了《辞免翰林承旨》第二状与第三状。而苏辙也接连四次上书请求外任，认为“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贤，不可使贤避不肖。区区愚恳，竭尽于此。伏乞圣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义……”(苏辙《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札子四首》其一)兄弟二人为了保全对方争着留高位给对方，而甘愿请求外任、屈居下僚。不可否认，苏轼兄弟彼此推让官职的根本目的在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他们之间深厚的手足之情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不能不令近千年之后的我们肃然起敬。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苏辙从门下侍郎被贬为汝州知州，苏轼从定州知州被贬为英州知州。定州距离英州千山万水，年届六十岁的苏轼年老体弱，左臂肿痛复发，此时英州的来人尚未到，定州送行的人又不肯前去，自己又无钱雇人买马。万般无奈之下，苏轼不得不绕道汝州，向苏辙寻求经济上的援助。苏辙送给兄长七千缗(相当于七百万文钱)，解除了苏轼的燃眉之急和后顾之忧。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五月，苏轼被贬儋州，苏辙被贬雷州。苏轼途经广西梧州的时候，听江边父老说苏辙刚刚经过，于是赶紧去追，并写了一首长诗给苏辙，相约在藤州相会并安慰弟弟：“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此时的苏轼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将赴遥远的海南，但他不改幽默的个性，拿自己与朝廷开玩笑，诗的大意是：琼州、雷州虽然被大海阻隔，但我们却可以隔海相望，以解除思念之苦，这不正是皇恩浩荡吗？这个洒脱的玩笑当然饱含着苦涩的滋味，此时的苏轼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这份洒脱的背后，自然有兄弟之间两心相通的慰藉做支撑。
苏轼兄弟俩在藤州会面后，在路旁找到一家小店坐了下来。两人的面色都是那么的疲倦劳顿，但这次宝贵而短暂的相聚让他们暂时忘掉了身心的困顿，甚至忘掉了自己正在贬谪的路途中。不一会儿，店家将汤饼端上桌来。苏辙勉强吃了几口，感到实在难以下咽，禁不住长叹一声放下了筷子。苏轼却满不在乎，一口气将那一大碗汤饼吃了个一干二净，还抬头对弟弟说：“吃这样的饭食，你难道还想慢慢地咀嚼品尝吗?”说罢便大笑着站起身来。佛祖释迦牟尼曾训戒他的弟子说，饮食只为疗饥病，饭菜即是药物，人们不应该执着于饭菜的味道。苏轼所努力践行的便是这苦行僧式的饮食观念。自从南迁以来，苏轼便处处以修行人自居。处境越艰难，就越是要苦修苦行：“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只有这样方才能达到修行的目的。而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就可以看出，苏轼与苏辙两人生活态度的差异，实际来源于对待苦难的不同观念。
苏轼兄弟此次在赴贬所途中相聚，实属难得的机会，因此一路上走走停停，藤州至雷州不过五六百里，他们却走了二十五天，这似乎不合情理，但是只要细细想来，又非常合乎情理，因为按照朝廷的规定，苏轼一旦到达雷州，就必须尽快渡海奔赴儋州。兄弟二人之所以在路上拖延时间，无非是想尽可能远离在雷州迅速分离的那一刻。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二人同床而眠，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六月五日，一行人抵达雷州。三天后，苏轼离开雷州，苏辙送哥哥过徐闻至海边。当晚苏轼痔病发作，呻吟不止，苏辙也一夜没睡，陪伴着苏轼，并且为他诵读陶渊明《止酒》诗，劝苏轼戒酒，于是苏轼作《和陶止酒》一诗：“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诗的大意是：我们又要远别，带着年幼的儿子；可喜的是你有贤惠的妻子相随，而我自从朝云故去后，只能与佛法相伴了。
在困境之中，苏轼依然将自己的苦难置之度外，转而诙谐轻松地安慰一同遭难的弟弟，这份兄长的胸怀与深情真是让人感叹。十一日清晨，兄弟俩在海边依依惜别。苏轼登上舟船，回头望去，只见瘦高的弟弟向自己招手，内心的滋味真是难以言表。他们俩又怎么知道，这次分别竟然成为永诀。雷州一别之后，苏轼在海南度过了三年贬谪的生活，奉召北返内移之后，定居颍昌的苏辙曾多次给兄长写信，希望两个人在晚年的时候能同住一起。但是由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苏轼最后还是决定住在距离京城较远的常州。没想到，数月之后，苏轼就在常州一病不起，撒手西去，终年六十六岁。苏辙隐退后，七十七岁时病逝于许昌(今属河南)。
回望苏轼苏辙兄弟两人间的情深意长，令我们感动，令我们为之扼腕叹息，他们的这段难能可贵的手足之情也成为人们千古传颂的一段佳话。他们兄弟二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走出了故乡眉山，一起在广阔的世界里各自奋斗，两人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晚年的时候能够重返故乡，兄弟俩相守终老。然而造化弄人，雷州分别之后，他们却终是没有能够再次聚首，这对于两个亦师、亦友、亦兄弟，同时也是最为亲密的知己来说，真是一个悲剧。
那样曲折磨难的人生经历，那样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玉成了苏轼和苏辙兄弟的文学才华和人生境界，映照出他们二人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他们使得中国的文学史出现了深沉感人和光彩夺目的一段；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患难知己，什么叫休戚与共，什么叫最为真实、真诚的人心。苏轼和苏辙就像两盏明灯，能够永远照亮我们未来的路途，也能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这也许就是苏轼和苏辙手足之情给予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本文摘自《康震评说苏东坡》，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