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风气太另类 明代文人以得性病为荣?

  有人说,明朝的文人与唐代文人的大气磅礴不同,与宋代文人的宽仁大度也不同。明代的文人大多固执己见,偏激地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名声名誉和道统传统不断争论,实际上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好处。

  其实,这话说得有些言过其实,应该说,明朝文人不是有些另类,而是他们的言行反映出来的极端风气太另类。

  

  明朝嘉靖年间,曾发生围绕世宗朱厚熜生父、生母的尊崇典礼而进行君臣论战的所谓“大礼仪”事件,就因为世宗的生父、生母不是皇帝、皇后的身份,而引起整个文官群体却如临大敌,誓死捍卫所谓的“正统”,一定要争论出个“名正言顺”才肯罢休。

  

  为了这个毫无国家利益可言的话题,群臣们与皇帝旷日持久地拼死对着干,长达十多年之久,结果朝廷诸部司百官各具疏反对,并有二百三十余名大臣跪伏于左顺门请愿,其中有一百三十四被捕入狱,十八人死于狱中,最终弄得两败俱伤。

  明代的文人不见在政治构想上有什么创举,也不见对国计民生有什么施行,却在这种“名分”之事上耗费精力。空谈,虚名,固执,偏激,不仅遗害了整个大明王朝,也害死了自己。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后来又发生了“红丸案”、“移宫案”等等,无不反映了整个明朝的文人这种极端的倾向:不考虑国家的实际利益,为的是个人的名节,不惜采取对抗皇帝的行动。

  明代文人们似乎以“当众顶撞皇帝”而“被打屁股”这样极端的事情为荣,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他们忠君爱国的狂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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