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传承与演变历久弥坚。从朱熹到朱子，代表了儒学传承中的承上启下。朱熹是宋代儒学大家，注重经典的诠释和道德修养的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朱子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学理之道，对后世的学术研究、教育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与朱子之间的传承与创新，为儒家思想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主笔|杨璐
朱熹为什么重要朱熹和他的理论在历史上被确认，是一件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事情。1241年，淳祐元年，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一起被列为先贤，供在了孔庙里。谁能与孔子一同享有祭祀，起码从唐太宗年间开始，就是国家大事。这不但是对先贤们的崇敬，也是不断提醒后代子孙，文化的根基在哪里，脉络是怎样的。唐代的孔庙里，除了孔子、孔子的直系弟子之外，还有郑玄等注释经书的21人被选中。北宋神宗时期，加上了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宋徽宗时，加上了王安石和他的儿子王雱。靖康之变后，因为批判王安石变法，淳熙年间王雱被逐出孔庙。淳祐元年则是文化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洗牌，王安石也被驱逐出去，新抬入孔庙的全是道统继承人。这象征着朱子学派成为国家的主导文化。
朱熹（1130～1200）
伴随着朱熹步步抬升的，是孔庙之外蒙古人紧迫逼近的铁蹄声。1234年蒙古消灭了金国，下一个目标直指南宋。这不仅仅是领土上的争夺。1233年蒙古人就接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在今天的北京修建了孔庙。1237年，他们进一步入乡随俗，模仿南宋开了科举。1238年，他们支持建立太极书院，并在书院里祭祀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杨时和朱熹这些儒家学者，从文化上越来越像统治这片广阔土地的那些古老政权。国家面临危亡，为了巩固统治的根基，南宋比任何时刻都要强调，无论野蛮人做得如何像模像样，始终是山寨的，儒学的正宗在南宋。这个背景下，儒学中强调衣钵传承的道学学派被历史选中。它一直以来讲的故事都是，儒学通过程颢、程颐的学生杨时传到了南方，又传给了道学学派。儒学的正统不在北方，而是与南宋朝廷在一起。
这些文化上的努力并没有挽救南宋政权，但朱熹和他的理论却在儒家殿堂里岿然屹立了700年。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也延续了南宋末期重视朱熹的传统，1313年元仁宗发布命令，以“四书”为国家科举考试的主课，以朱熹的注解为官方解释。朱熹对其他经典的解释也受到同样的认可。从此以后，凡是想在科举中出人头地的学子，都必须遵循朱熹的注解，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为止。官修的《宋史》也有专门的“道学”列传讲述朱熹学派的思想、著作和发展，直到20世纪，朱熹依然是儒家正统学说的中心。
这种正统的确立，从思想文化史上看，是一次复兴和转折。因为中国哲学并不是持续发展，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哲学就再也没有杰出的进展，直到蒙古人南下，宋朝即将毁于一旦之时。英国汉学家卜道成在著作中认为，正是在那个黑暗和混乱的岁月里，儒家学派获得了形而上学思想的跨越式发展。这个时期的欧洲正处于挑战神学统治的关键时期，文艺复兴的萌芽刚刚出现，而中国在古典哲学上已经进入自己的文艺复兴时期。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家出现了，他们的学说铸就了宋代新儒学的基础。古典时代的思想被具体化和系统化，成为中国人心灵的支配。
朱熹的身影在这些思想家中最为明晰。现代学者钱穆把他同孔子相提并论：“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可谓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自有朱子，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从历史和世俗的角度看，朱熹和他的理论被抬升和强调也有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日本历史学家小岛毅认为，大唐帝国在宋朝初期是人们心中理想王朝的模范，但宋人不久就开始摸索独自的政治理论和皇权理论。这些摸索的集大成就是朱熹的理论。淳祐元年的那次孔庙的仪式就意味着正式承认朱熹的理论成为御用学问和体制学说。
如果说唐朝实体是被黄巢和朱温消灭的，那么唐朝的理念是被朱熹的理论消灭的。而朱熹理论的诞生和体制化，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朝鲜、越南和日本，是东亚文明史上的大事件。从那之后，以唐朝为范式的国家建设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高举朱熹理念的政权在各地诞生。它成为近古东亚政治、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石。它决定了我们最熟悉的“古代中国”“古代东亚”的样貌，直到现代曙光的来临。
士大夫的黄金时代朱熹出生在一个儒学氛围浓郁的家庭。他的父亲朱松曾经拜一位学者罗从彦为师，而罗从彦正是把程颐、程颢的理论传到南宋的杨时的学生。虽然，杨时去世那一年，朱熹只有5岁，两位哲学家的人生并没有交集，但通过朱松的启蒙，朱熹熟知这些前辈的思想，并且在后来的著作中反复提及。朱熹5岁就开始读《孝经》，又读“四书”，其间朱松因为反对和金政策被贬谪到福建，不久县尉的职务也被革除。趁着赋闲在家，朱松亲自教育朱熹，培养他对二程学说和司马光历史著作的兴趣。
朱熹14岁时，朱松去世，临终前将儿子托付给三位学识也很渊博的先生负责教育。朱熹不负父亲的期望，学习很勤奋。《朱子语类》卷四记，朱熹云：“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解得此段痛快，读之未尝不悚然警励奋发。”他对儒学文本的研读很扎实，朱熹还曾经回忆：“某年十七八时，读《中庸》、《大学》。每早起须诵十遍。”“少年被病翁监看，他不许人‘看’，要人‘读’。其有议论好处，被他监‘读’，煞吃工夫。”
幼儿启蒙和少年时代的奋发心血没有付诸东流，朱熹在19岁时就考中了进士，这比大多数中第的人要年轻一半以上。他很早就不必再为准备科举考试浪费时间，迅速跻身士大夫阶层。朱熹的幸运不但在于少年登科，进士的含金量也比前朝高了许多。赵宋王朝建立时，不像李唐王朝有关陇集团和山东门第为其社会基础，又担心唐末五代那种军阀迭出随时颠覆它的政权。这种背景下，宋太祖、太宗认为必须争取士人阶层对新王朝的认同，手段就是重整中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
从形式上，宋代进士考试比唐代受到重视。皇帝在殿试阶段会亲临现场，甚至亲自阅卷表示郑重。从实质权力上，科举考试也是通向仕途、跻身精英阶层的途径。唐代“门第”占据了政治世界的中心，有数字统计，在290年中一共有6442名进士，平均每年不过二三十人，这个数目绝对不够应付唐代内外职官的需求。所以，门阀士族入仕的可能性很高，“寒士”处于边缘地位。而宋代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官员占总官员数的40%，进士出身也是拜相的必备条件，这也是士大夫阶层政治地位上升的明显象征。11世纪40年代，张方平写给宋神宗的奏折可以一窥士大夫的地位：“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朝廷的推崇，使得士人阶层大发展：太宗即位的976年到真宗天禧三年的1019年，44年间有9323人，从真宗天禧四年到仁宗嘉祐二年，37年间又增加8509人。有数据统计，通过科举而获得政府职位的人口比例约在12世纪末达到最高峰。如果把那些没有参加考试的士人计算在内，整个士人数目应不下于总人口十分之一。庞大的“士人”人口基数是儒学复兴的土壤，为了应试科举而存在的学校和书籍出版，同时也是儒学传播的渠道和工具。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数年如一日，数十年如一日地背诵参习“四书五经”，辩论思想和著书立说。
《西园雅集图》局部，南宋 马远 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资治通鉴纲目》，朱熹生前未能定稿的史学巨著
朱熹终其一生除了担任若干年地方官外，只在中央干过40天。他多次谢绝朝廷任命，他的学术生命比同时代的其他儒家学者都要长。他从19岁获得进士学位到去世有52年时间，而陆九渊通过科举后只活了22年，吕祖谦18年，陈亮不到一年。跟前代学者相比，他生在科举兴盛之时，跟同代学者相比，他又有最充裕的时间，所有这些际遇和幸运都没有被虚度，他把精力主要花在了学术研究上，光语录就有140卷，思考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探索政治哲学、形成精神修养的方法，成就为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1415年编辑出版的《性理大全》收入了宋代新儒学120位代表学者的著作和观点，朱熹的著作占据了书中最大的一部分。他是新儒学中成果最多的学者。
重振儒学后世的研究者把宋代看作是儒学的“文艺复兴”，但在宋朝初期，儒学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佛教和道教也影响着这个新生的国家。宋太祖的母亲和妻子笃信佛教，《涑水记闻》里记载，陈桥兵变那天，婆媳“方设斋于定力院”。开国不久，宋太祖即度童8000人，他还鼓励对佛教经典的研究工作。宋真宗推崇道教，真君被授予“翊圣保德”之号，同时玉帝被皇帝奉为宋朝的保护神。宋徽宗则是道家哲学最热心的支持者和传播者，他对道教的推崇程度在历史上空前绝后。
儒学奋起在危亡时刻，靖康之变对文明又优雅的北宋来讲犹如当头棒喝。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丧失给野蛮人，两个皇帝成了阶下囚，一些儒学知识分子没有保持民族气节投靠了“蛮夷”，这些屈辱和羞耻让士大夫们对儒家教育的效果提出质疑，对儒家行为和价值观产生忧虑。他们着手回到儒学本身，相信复兴文化和道德观可以重建国家，驱逐外敌，就像胡宏说：“中原无中原之道，然后夷狄人中原也。中原复行中原之道，则夷狄归其地矣。”
北宋儒学的主流其实是王安石代表的新经学和司马光代表的新史学，这也是熙宁、元祐党争的学术核心所在。到了南宋，儒学里的旁支“道学”发展起来。这个学派的学者们对经典著作进行重新思考，挖掘出儒家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这与人们从前对儒家教义的理解不同。后代史学家认为，从这个意义上，道学代表了儒学的复兴和再生。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里分析，道学主要来源于三条线：一是儒家；一是佛家，特别是禅宗；一是道教。这三条异质的，甚至很多方面互相矛盾的思想统一成一个系统，需要时间和若干学者的努力。
在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以及程颐、程颢兄弟的思考奠定了道学的基础，他们也在后来那场隆重的仪式中被抬进了孔庙。从现代哲学的眼光去看，五位先驱主要从宇宙发生论和伦理道德、精神修养方面去阐释观点。周敦颐写《太极图说》对世界起源进行说明，他认为，所有物质包括人，都是一体的，但人类在宇宙万物中处于最高地位。“诚”是万物之本，其内在之理是德性之源。邵雍认为，“道”是天地根本，而天地是万物之根，“道”不仅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人本性中的善，这种善可以在人的行为中体现。张载的哲学体系里认为，天之气与地之气间永无穷尽的相互作用产生万物。万物从本质上来说是由气所构成，因此万物也是普遍之理的组成部分。他也强调儒家德性之说的重要性，这巩固了他哲学大师的地位。
道学发展到程氏兄弟，分了岔路。冯友兰总结，程颐开创的学派由朱熹完成，成为“程朱学派”或者“理学”，程颢开创的学派由陆九渊继续，王守仁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者“心学”，两个学派争论的主题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讲就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创制的。程颐是第一个以“理”为概念建立思想体系的人。“理”在程颐之前不是很重要，孟子只把它解释为一种道德原则。程颐则把“理”构想为所有真理和价值的基础。他所思考的“理”，是万物所固有的，并通过时间和空间永恒地存在着。理是普遍性的，并形成了万事万物的范例。
在程颐的学术系统里，如果一个人真正认识了“理”，就能准确把握事物的是非对错，因此，对理学知识的掌握就构成了修身和品行的基础。为了获取知识，人就必须理解事物中的“理”，并通过格物来认识自己。只有以格物为标准，并实践了一定时间后，人才有可能对“诚”有真正的理解，这时，人的知、情、意、信、行才能得到统一。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颐关于“理”的学说。他认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如果没有理，物体就不存在。万物在宇宙中生成之前，理就已经存在了，但理是无形无影的。它类似于一种自然法则，它是不变的。朱熹也阐释了“太极”：每类事物都有理，理使这类事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事物。理为此物之极，就是说理是此物的终极标准。至于宇宙的全体，一定也有一个终极的标准。它就是“太极”。冯友兰用西方哲学的体系，把朱熹的“太极”比作柏拉图系统的“善”、亚里士多德系统的“上帝”。
“理”是形而上的世界，跟它相对的具体的物质世界，就是“气”。冯友兰认为，在“气”的阐释上，朱熹说出了张载可能要说却没有说的话。任何个体事物都是气的凝聚，但它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同时还是某类事物的一个个体事物，以此类推，它不单是气的凝聚，还是依照整个此类事物的理而进行的凝聚。理和气相辅相成、紧密交织在一起。
作为士大夫，朱熹的理论体系里包含有关于政治哲学的思考。在他看来，国家之理就是先王所讲所行的治道。它并不是某种主观的东西，它永恒地在那里，不管有没有人讲它、行它。同时，不仅圣王依照此道治国，凡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照此道而行。作为一名儒家思想家，朱熹的理论体系里也有精神修养的内容。他认为，人有一个完整的太极，太极是万物之理的全体，所以理也就在我们内部。只不过，我们的气禀使得这些理不能显示出来。要想获得理，一是“致知”，一是“用敬”。
“致知”的手段是“格物”。冯友兰在著作中解释，理是抽象的，物是具体的。要知道抽象的理，必须通过具体的物。理，我们知道得越多，被气禀所遮蔽的性才能看得越清楚。而在“格物”的过程中，必须要“用敬”，也就是说必须记得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见性，只有经常这样想，才能获得顿悟，否则就是单纯的智力练习。
朱熹博学精神的思想体系是通过为经典著作做注解、跟其他学者辩论、编选诠释各家学说完成的。那些经年的思考、书写的著作是他道学权威之路的路标。这其中他与吕祖谦一起完成的《近思录》，就是将分散的形而上学式的道学概念浓缩成一整套内在联系紧密的理论体系，并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将儒家基本教义理论化。这也是当时关于中国哲学的第一本组织严密、论述严谨的学术著作。另一本对宋代儒学有重要贡献的著作是《四书章句集注》，这本书收录了从孔子到北宋“五子”时期，儒家典籍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是一部权威的道统史。就是这一本书成了元代以降科举考试的参考书。
除了哲学书，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还有《家礼》。汉学家卜正民认为，这本书甚至让朱熹在朝鲜和日本也享有巨大声誉。它是指导家庭伦理纲常的手册。朱熹在这本书中设计并系统化的家礼可以应用于人生的各个阶段，这些礼仪成为士大夫阶层的规范。
道学的传播从北宋过渡到南宋，道学的声势并不壮大。虽然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的基础，程颐和程颢也提出了新观念，它依旧属于旁支。道学后来能够独占鳌头，很大程度是因为重视传播布道。刘子健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中总结，道学的教学形式灵活，道学大师们在闲居、旅行甚至流放中都能解答弟子、朋友、访客们提出来的问题。内容也不抽象，他们向人建议应该有什么样的举止，怎么进行修身、改正错误，怎么齐家、遵守礼仪。这些儒家理论与日常的融合，让道学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创办书院是道学传播的重要手段和机构。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都是其中的践行者。1166年，吕祖谦的母亲去世，他选择在母亲的墓地附近建了一座精舍，并且在当地教导学生。精舍是在紧邻住宅或者稍远地方盖的一类独立屋舍，相当于学者们从事私立教育和研究学术的工作室。1170年，朱熹母亲去世，他也在母亲墓地附近创办了寒泉精舍，守孝治学。在这之后，他又陆续创办了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
朱熹还重建了白鹿洞书院，这是道学传播的重要事件。白鹿洞书院在10、11世纪盛极一时，但后来因为北宋政府将注意力转向官学，导致私学没落。到了1179年，朱熹甚至要依靠樵夫带路，才找到旧址。他上书朝廷请求资助重建这座书院，因为它象征儒家教育与文化价值。白鹿洞书院于是获得朝廷、地方政府和私人的资助，开放讲学。心学学派的陆九渊也在1187年兴建象山精舍，他在这里完成了心学体系，并指导门徒研修，每当讲课时，“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
有统计宋代的书院先后有375座，著名学者的门徒也人数众多。吕祖谦在1180年的一年之内就有将近300名学生。朱熹的门徒，根据《朱子门人》的统计有467人。书院里不但讲授儒家经典，而且有各种礼仪规范。学生在先生面前行弟子礼，成为正式学生之后，每天早起要在祭坛向儒家圣贤上香致敬，这加强了学生们的责任心和凝聚力，他们日后也会成为传道群体的一员。
满足科举考试的刚需，也是道家学派赢得士人认可的关键。朱熹著书立说，用自己信奉的道学观点注释四书五经。这些注释不但经得起训诂学的考验，互相之间也具有整合性、体系性，是科举考生们用得十分得心应手的参考书。他的注释，以及他弟子们对他的注释进行的二次注释，后来都成为科举考生的必读书目。到了元明两朝，朱熹注释成为官方指定的科举参考。
伴随着道学影响力扩展的，是朱熹学术地位的上升。道学学派里并不只有朱熹一人闪光，张栻和吕祖谦一度是学派的领袖，他们确定了道学的主调，并且影响了朱熹的思想。陆九渊和陈亮学术思想特别活跃，还与朱熹展开论战。朱熹最后成为道学核心，从学术上讲，是因为他的理论在道学内部最有系统性、最全面，特别是在哲学思辨层次上超越其他同道。他在编纂经典注释和指导阅读经典时注意思想源流，界定了道学的组成范围。
除了学术上的比较，还因为朱熹是道学内部特别强调传承和纯粹的学者。汉学家田浩在《朱熹的思维世界》里认为，朱熹经常批判其他道学家的学术是“杂学”，受到佛家道家法家污染。在为张栻以及吕祖谦写的祭文里，朱熹开始称自己是首要权威。在之后的20年里，他积极树立自己是代表道统真传的唯一在世学者。对手虽然对他的宣示有保留，但也都承认他是当时道学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朱熹的这些言论和主张却触怒了一些官员和学者，1196年，道学被朝廷斥为“伪学”，朱熹也被列入党禁的黑名单。他在1200年去世，当时张栻、吕祖谦、陈亮、陆九渊都已经离世多年，他是最年长的道学领袖，并且是在被斥为“伪学”期间离世，有烈士的意味。他的门徒们也继续努力，把朱熹描述为超越同时代的道学大师。
蒙古人南下，南宋政权风雨飘摇。在文化竞争之下，朝廷与道学和解，召回道学领袖入朝。元祐元年的那场孔庙仪式，算是盖棺定论。
（实习生郭雨荷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书目：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卜道成《朱熹》、卜正民《宋的转型，儒家统治的时代》、刘子健《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张勇《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