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字曼倩，晋朝著名书法家，被誉为书圣。他的书法作品以“风骨与性情”著称，不拘泥于形式，创意独特，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个性化的风格。其作品洒脱豪放，秀丽俊逸，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和精神上的启迪。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不仅是艺术的杰作，更是一种对生活、对自然、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和表达。
兰亭雅集 陈云龙/绘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本身亦是字字珠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虽不曾入选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但这决不影响它在后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王羲之此文本是为玄言诗集作序，却拒绝“平典似道德论”，而是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抒写良辰嘉会之际自己内心的悲喜交集之感，直言“一死生”“齐彭殇”的虚诞与矫情，反思生命的意义与真谛，字里行间蕴蓄着“生生”美学的深厚底蕴。
《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生生之谓易。”阴阳相生，生生不息，此之谓易。独阳不成，独阴不长，二者在抗衡与交融中，互相汲取自身赖以成长的滋养。世间一切事物，莫不由其内部刚柔、翕辟、动静、开合等对立双方的交感、搏击和消长而得以形成、发展和变化。这种“生生不息”的思路和视角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独具特色的本体论及宇宙观，进而影响并渗透到文艺创作的审美理念之中。
永和九年（353年）上巳节，以王羲之为首的东晋名流41人齐聚会稽（今绍兴）之兰亭，曲水流觞，即兴赋诗。当时的名门望族如王家、谢家、庾家、郗家、袁家、羊家、桓家的代表人物纷纷乘兴而来，盛况空前……这些人中，多半都是谈玄高手，素喜身托山水而心寄玄远，“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 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临了，众人的诗篇结为一集，王羲之为之作序，是为《兰亭序》。出人意表且难能可贵的是，此序没有迎合东晋士人的时尚潮流以阐发玄思妙理，而是借作序之酒杯，浇胸中之垒块，感喟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全文乐与悲互渗、明与暗交叠。一阴一阳，相得益彰；阴阳相和，气场全开：仰观宇宙之大是阳，俯察品类之盛是阴；欣于所遇、快然自足是阳，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是阴；高朋满座、把酒赋诗是阳，年寿有尽、转眼陈迹是阴；今诵古人文是阳，后吟今人诗是阴……起伏跌宕、一唱三叹，词采既富，更兼风骨。《兰亭序》之基调，时有低回伤感，但自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贯注其中。
文如其人，王羲之一向清名远扬，然清而不虚，他更以“风骨”见称于时：“及长，辩赡，以骨鲠称。”（《晋书·王羲之传》） “羲之风骨清举。”（《世说新语》刘峻注引《晋安帝纪》）“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世说新语·品藻》）朝中强硬派人物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父亲王旷，富有雄才大略，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姨表兄，亦是当日建议司马睿移镇江东从而成就帝业的画策之人。一代名相王导乃王羲之堂伯。受家风影响，王羲之为政勤勉，事必躬亲，方正无私。
身为修禊盛事的发起人与组织者的王羲之，面对良辰美景，把酒临风、喜气洋洋，同时又心事浩茫、千忧百虑，两股情感激流在胸中交汇、碰撞，才有了千古一序的诞生。《兰亭序》书法，以“雄秀”与“自然”之风神辉耀千秋，相传此文乃王羲之在饮酒微醺的状态下挥笔写就，事后他曾多次重新抄录，无奈再也写不出原来字体笔画的神韵了，只得作罢。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九评价《兰亭序》曰：“此文一意反复生死之事甚疾，现前好景可念，更不许顺口说有妙理妙语，真古今第一情种也。”
自古以来，在我们华夏民族“生生”文化传统里，无论做人，还是为文，莫不崇尚“真”与“诚”。如果说，《易传》仅仅描述了天地“生生”之德，那么《中庸》则将“生生”之德抽象为“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本意是言行一致、真实无欺，此性恰与天道运行的秩序性相契合：“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兰亭序》之殊胜之处便在于一任真情实感喷薄而出，不回避、不含糊，不故弄玄虚或故作超凡脱俗， “字字从肝肺出”，以一片至诚示人。金圣叹为其至诚之心所打动，遂慨叹王羲之为“古今第一情种”。
除了“风骨”，王羲之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其真性情了。当初，与王导同为托孤大臣的郗鉴，家有小女初长成，欲与王家联姻，“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世说新语·雅量》）郗鉴阅人如川，慧眼独具，舍弃了那群芝兰玉树般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佳公子们，毫不犹豫地选定了这位坦腹东床的“不装”少年王羲之，事实证明，他的见识果然不凡。郗鉴的女儿郗璿雅擅书法，有“女中笔仙”之称。婚后，王羲之与之情爱甚笃，始终如一。晚年，王羲之不无自夸地说：“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八个儿女皆为一母所出，在那个纸醉金迷、妻妾成群的时代，王羲之不愧是江左士族圈中的一股清流。王羲之对声色犬马没有兴趣，除了书法之外，他爱鹅成癖。张岱《陶庵梦忆》说：“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王羲之的确是个“一往而有深情之人”，在其流传下来的尺牍里，可以看到不少他为妻子病痛悬心的文字记录：“妇安和。妇故羸疾，忧之焦心。余亦诸患。”“贤妇大都转差，然故有时呕食不已，是老年衰疾久，亦非可仓卒。”“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不仅是对家人，王羲之对朋友也总是以诚相待，语浅情深。据《世说新语·言语》载，南渡之后，名士们“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当时谢安、支道林、许询、殷浩、谢尚、孙绰、殷仲堪、王濛、刘惔、司马昱等，皆是清谈高手。谢安高卧东山，屡召不就，唯以清谈为务，王羲之赏识其才干，劝勉谢安为国效力：“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瑕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来，谢安之弟谢万任西中郎将，持节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兼任豫州刺史，并肩负北伐大任，王羲之对他骄傲浮华的做派素有了解，遂谆谆告诫他务必处事谨慎、生活俭朴、与士卒同甘共苦：“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对待平民百姓，亦充满爱心温情。山脚下偶见老妪卖扇辛苦，便在每把扇子上书写五字，令老妪告诉众人是王右军所书，扇子很快被抢购一空。
宋代书法家米芾曾云：“永和九年暮春月，内史山阴幽兴发。群贤吟咏无足称，叙引抽毫纵奇札。”《兰亭序》的确是一篇“奇札”，奇就奇在，作者将自己的“生气”毫无保留地倾注其中，1600多年过去了，字字句句仍然是鲜活生动的。
（作者：赵海菱，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22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