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涌现。而手机的用处也越来越大，它统领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越来越喜欢通过手机聊天，而不再使用信件往来。现在最著名的聊天工具就是微信朋友圈，这是个神奇的东西。人们可以通过它与许多人接触。那么，这个“朋友圈”是仅仅在现在才出现的吗？当然不是了。实际上，在不是很发达的民国时期就出现了现实版的“朋友圈”，尽管那时没有如此发达的信息技术，但它仍然有独特的魅力。
新旧更迭乃民国学界一大特色，因背景不同、代际差异，学人们形成了各自的“朋友圈”。
那么，“朋友圈”最广的又是谁了。就是他了——胡适，其朋友圈之广，在民国学界稳坐第一把交椅。自新文化运动后，胡适“暴得大名”，以火箭速度跻身学界明星，加之他善于交际，人脉极广，渐有学坛盟主之势。人们则以认识胡适、见过胡适，甚至读过他的书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成为上世纪20、30年代学界、文坛里的流行语，以表示自己有身份、有品位、有路子。因而“胡适之”三个字在当时绝对是块滚烫的金字招牌。
与壁垒自囿的黄侃迥异，同出章太炎、刘师培门下的小师弟刘文典，则极力将胡适纳入自己的朋友圈中。1917年，刘赴北大任教。当时北大强手如云，年纪轻轻的刘自入不了诸高人法眼。同仁们的鄙夷声时常于其耳畔回响。刘逐渐明白：在此地打拼，出名需趁早。于是他决心校勘古奥难懂的《淮南子》，以期扬名立万，奠定学术地位。经过数度请益切磋，刘此计划深得胡适支持。无论在何年代，古籍点校都是苦差，既要耐得住寂寞，又须忍得了清贫。虽乐于埋首故纸堆中，然日子一久，刘终遭遇“经济危机”，他首先想到的朋友，依旧是胡适：“你的门路很广的，凡是书局、报馆，都把你的一言看得九鼎般重，务请你替典想想法子，典虽然不才，译书、编书、做文章，以及报馆的编辑都还干得来，薪水也不奢望，只要有现在的半数就行了。”胡欣然伸出援手，助其渡过难关。待《淮南子集解》付梓之际，胡更跨刀作序，替其卖力宣传。如此重情义之人，令刘深为感激：“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
若刘将胡适视作“大哥”，那么其心中的学术“男神”便是陈寅恪。刘生前逢人就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着自己说：“这是刘某人！”可见陈在刘心目中地位之高。西南联大时期，校委打算聘请沈从文为中文系教授，月薪360元。这个薪级并不高，刘在联大所拿薪水是每月470元。即便如此，在举手表决时，刘坚决表示反对：“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还有一次，有人跟他提及名噪一时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巴金，他想了半天，喃喃自语：“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在刘眼中，当代文学着实浅薄，难称学问，故他对沈、巴二人态度冷漠，亦可知其朋友圈标准其实颇高，并不随意。
手机上的“朋友圈”，毕竟是个亦幻亦真的沟通平台，对其似更多要抱一种娱乐精神。而现实世界中的“朋友圈”，自应悉心打理，切莫马马虎虎，毕竟大家都在圈子里常待，门槛太高易固步自封，毫无原则常难觅知音。故看罢民国学人的“朋友圈”。现在的社会都是讲究一定的社会经济进入一定的社会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