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朝文人的糜烂生活:宋朝崇文导致其灭亡?

  很多人都喜欢宋朝,比如金庸先生。

  喜欢宋朝,不仅仅喜欢它的不杀文人,还应该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是个普通人可以通过科举“高考”,让自己“朝为牧田郎,暮登天子堂”,拥妓纳妾,声色歌舞的朝代。

  在它之前,五代乱世之中,武人耀武扬威;更之前的唐朝,重视门第,参政议政须得是门阀贵族。只有到了宋朝,文人的身份地位才得以空前高升。宋朝皇帝打压武士,推崇文人治政,更是舍得在士大夫文人身上花费银子(这一点,文章的后面再谈),让文人一边上朝议政一边拥妓纳妾、声色犬马地过着“幸福的生活”。

  或许,在温柔乡里沉浸得太惬意了,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们遂不思进取,忘记了廓清天下、收拾山河的责任。

  这一点,罗大经在《鹤林玉露》说:“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

  说的是柳三变的《望海潮》。因为柳永在词里描写了富裕繁华的江南,而引起金人完颜亮对宋朝的觊觎。“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当然,把国家的兴旺归结于一首诗词,这未免也太荒唐了一些。但是,他说的“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醉生梦死,也却是不争事实。

  相传为北宋汪洙所作的《神童诗》,开头几句这样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衣,皆是读书人。”的确如此,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宋朝都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他们多出身于庶族地主阶级寒素之家,全凭个人奋斗才突破逆境,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在这批人之中,固然出现了像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寇准这样的忧国忧民的文人相臣,但更多的是醉生梦死之辈。

  以宋庠宋祁兄弟的事迹为例。据说,宋氏兄弟“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庠)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祁)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王得臣《尘史》)这是一段把祖传得宝剑剑鞘上的裹银拿去换酒过节的故事。这时候他们的这种贫困不能移的执着和洒脱,着实让人感动。可是,一旦荣登天子堂,有了功名后,他们又如何呢?

  来看看钱世昭《钱氏私志》中的记载:“宋庠居政府,上元节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 学士笑曰:‘却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煮饭是为甚底?’”一语道破,原来一俟功成名就,自然首要满足的是口腹声色之欲,而当年的苦读当年的吃齑饭(一种煮的很烂的菜粥),也为的是这个。不过,这话也着实是实在的很。

  “宋子京(祁)……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东轩笔录》)“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同上)

  每读到上面的这些小故事,总给人一种荒唐的感觉。这修史写书,竟然要美人簇拥方可。不过这个小宋也算是个怜香惜玉之人,他为了不让十余个“内宠”(婢妾)对自己产生厚此薄彼之感,竟然不穿她们给自己拿来的“半臂”(马甲)而忍受着寒冷。

  这种“红袖添香夜读书”却一致得到当时文人们的称赞认同,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就是苏轼,不也是纳了几房小妾么。那著名的王朝云,被苏轼从妓院里领回家的时候,也不过是个13岁的小女孩,年龄比他的长子苏迈还小……好在苏轼如现在人们所赞誉的,是个风流不下流的大才子。

  还是宋祁,他曾在那首有名的《玉楼春》的词中这样写道:“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这种“浮生长恨欢娱少”的末世之叹,并非宋祁一人的心态,而是宋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病结。如时任宰相的晏殊在他的词里写道:“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萧娘敛尽双娥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惋惜时光,年华飞逝,追求享受现实的现象,其实是与当时宋王朝的国运相对应的。

  虽然在宋朝的早期和中期,也曾出现了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这样关心民生的士子文人,但是整个社会都蔓延着这种来日无多的悲观情绪。而宋朝廷的历代帝王为了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又刻意制造出一种安逸奢侈,享乐成风的社会氛围。而文人也不例外,而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物,其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了吕蒙正的一个故事。说吕蒙正未有功名时,一天在洛城东南的伊水边,想买瓜而囊中羞涩,看见有人扔在地上的瓜就拾起食之。后来,他做了宰相,富贵了,便不惜重金在那个地方买地建园起亭,起名“饐瓜”(饐:食物腐败变味)。还有韩玉汝为相后,每食必须极其精致,以至食鸽辨色。士大夫私家蓄养歌儿舞女盛行,“韩持国喜声乐,遇极暑则卧一榻,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展转徐听。”(叶梦得《避暑录话》)。可谓红袖清歌、醉笑人生。

  这种春风沉醉不觉醒,与宋代之前的唐朝是截然不同的,唐时的那种充满野性的豪放不羁,那种略带进攻性质的放肆,那种“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的保家卫国豪情,已经被一种日落黄昏,暮色苍茫的哀怨所替代了。王禹偁就曾痛苦地自责:“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

  这让人想到了当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时,启发诱导石守信等人“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的话来。于是,士大夫们一边嘴里大讲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让女人们遵守“三从四德”,一边自身却声色逸乐,“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辰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周辉《清波杂志》)在朝廷之上,刚正严谨的大臣,退朝以后便在红袖飘拂之中放浪形骸,两种面目两样姿态,让人诧异。

  由于皇帝的提倡,政策的允许(那时,士大夫家里,不仅仅可以蓄养家奴,还可以蓄养歌妓舞妓,更可以多多收编女人来做婢女妻妾),还有自太祖时就有的“不杀文臣”的条训,宋朝的士大夫文人们,便可以有理由沉浸在“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之中。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特向往宋朝,当代的大才子金庸先生便是一个。

  书中自有黄金屋

  流传甚广影响后世近千年的《劝学诗》,据说出自宋真宗手笔。此诗全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黄金屋和颜如玉都可以向书中索要,这读书为做官,做官为发财,是一条多么吸引人的“光明大道”——现在也如此!

  由此看来,在宋代,读书,然后进士及第,再然后做官,好处多多。为了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宋朝是财取于万民以施恩于百官。历经后周入宋的翰林学士李昉,就曾以切身经历作过如此比较:“昉顷在翰林,前后出处,凡二十有五载。不逢今日之盛事者有七:新学士谢恩日,赐袭衣,金带,宝鞍,名马,一也;十月朔,改赐新样锦袍,二也;特定草麻例物,三也;改赐内库法酒,四也;月俸并给见钱,五也;特给亲事官随从,六也;新学士谢恩后,就院赐宴设,虽为旧事,而无此时供帐之盛,七也。凡此七事,并前例特出异恩,以见圣君待文臣之优厚也。”(《宋诗纪事》)

  皇帝有意识的将国家收入的一大部分拿出来“赏赐”给每一个士大夫。正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

  那么,官员的俸禄是怎样的呢?拿神宗时期的宰相(平章事)来说,月俸禄300千(钱),副相即参知政事200千。春冬服各给绫200匹,绢30匹,冬绵100两,另外还有禄粟每月100石,随身侍从(70人衣粮),茶酒厨料(酒每日5升,料6斗),薪(每月1200束),炭(十月至来年二月各100秤),盐(7石),草料(供马20匹)。可谓名目繁多,加上每临皇帝、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等人的生日,还有大量的恩赐,及拨给职田,这实惠实在多多。

  宋代文官多,官俸高,赏赐重。不仅如此,还可以荫及家人,差科全免,成为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官户”阶层。陈襄在他的《仙居劝学文》里这样写道:“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见朱彧《萍洲可谈》)

  像这种“榜下捉婿”的目的,就是看中了及第进士们有着良好的发展前途。魏晋至唐的世家望族是可以世袭的,而宋代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推翻,官爵不能世袭。因为不能世袭,加上当时的土地买卖兼并的盛行,实际上官员士大夫这一阶层就成为了一个贫富无定势的阶层,他们这种“官户”常常因为丢掉官职而下降为“乡户”,甚至成为无产者。反过来,也就是说,无产者,或工商户,或乡户地主,或自耕农等等都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如王安石一家,其父王盖登进士第入仕,才列于官宦人家,至王安石死去,家道衰落,成为默默无闻的“乡户”,致使徽宗想寻找他的后代都成为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宋代士大夫们欲通过“因财得仕”与“因仕殖财”的循环,使自己家族成为“耕读世家”和望族。但是,此类世家望族只要连续几代未能进士及第或入仕,就恢复到了庶人的身份。可见,当时的人把参加科举而进士及第看得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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